本文目录一览：

• 1、我国的公文起源及历代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 2、被称为我国古代公文鼻祖的是？
•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构最早使用的文种是指什么？
• 4、简述我国古代公文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线索
• 5、我国最早的公文即甲骨文产生于哪个年代?

我国的公文起源及历代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公文”一词最早见西晋陈寿《三国志。魏。赵俨传》，从公文之词出现起，其在社会管理中的枢纽作用，公文的基本职能便已出现。公文最迟在3500年前就已经形成。

在中国繁多的研究学科中，公文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一是认为古代公文有强烈的封建思想。二是认为古代公文在艺术上不及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中国公文的研究，也是对传统儒学观念的回顾，是真正儒家思想的精髓。就起源来说，公文是文章早期惟一的表现形式。公文古代称为“公牍”或“简牍”。“公”与“文”揭示了公文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正是国家的产生，才使得公文有了政治性、实用性和规范性等现代公文意义上的诸种功能。

甲骨文书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产生最早而又最为完整的公文，它比较准确地显示出了公文创作初期的原始面貌。甲骨文书是商代公文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是散文创作的最早形式，其内容单一，缺乏议论性言辞，并初步表现出历代公文“一文一事”的撰写原则。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和第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选集，在公文发展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尚书》被列为古典“六经”之一，也称《书》或《书经》。历时1300多年，故又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常识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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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我国古代公文鼻祖的是？

《尚书》是我国可考的第一部应用文文集，《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堪称中国古代政府文书的鼻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构最早使用的文种是指什么？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政机关颁布的10部公文法规中, 其中国家行政机关发布的有7部, 党的机关发布的有2部, 党政机关联合发布的有1部。现将历次公文处理法规中规定的公文文种种类详列如下:

1.1950年12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厅《公文处理暂行办法 (草案) 》中规定公文种类有函、令、决定、指示、报告、签报、批复、布告、通报、通知, 共10种。

2.1951年9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报告、签报、命令、指示、批复、通报、通知、布告、公告、通告、公函、便函, 共12种。与第一次比较, 增加了公告、通告, 去掉了决定, 函分为公函和便函。

3.1956年10月22日,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 (稿) 》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命令、令、指示、报告、请示、批复、批示、通知、通报、布告、通告、函, 共12种。与第二次比较, 增加了令、请示、批示, 去掉了签报、公告, 便函。公函又恢复为函。

4.1981年2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命令、令、指令, 决定、决议, 指示, 布告、公告、通告, 通知、通报, 报告、请示, 批复, 函, 共15种。与第三次比较, 增加了指令、决议、决定, 去掉批示, 又恢复了公告。

5.1987年2月18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命令 (令) 、指令, 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 共15种。与第四次比较, 增加了会议纪要。命令与令, 合在一起。

6.1989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 (试行) 》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公报、决议、决定、指示、条例、规定、通知、通报、请示、报告、批复、会议纪要、函, 共13种。

7.1993年11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修订并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命令 (令) 、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 共13种。与第五次比较, 增加了议案, 去掉了指令、决议、布告。

8.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决议、决定、指示、意见、通知、通报、公报、报告、请示、批复、条例、规定、函、会议纪要, 共14种。与第六次比较, 增加了意见。

9.2000年8月24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命令 (令) 、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 共13种。与第7次比较, 增加了意见, 去掉了指示。

10.2012年4月1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公文种类有决议、决定、命令 (令) 、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纪要, 共15种。

从上述10部公文处理法规中公文种类的演变, 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从法定公文文种的数量来看

从法定公文文种的数量上看, 存在由少到多, 有的文种, 一个时期淘汰了, 后来又恢复了。部分文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自然淘汰, 再也没有恢复。10部公文处理法规中, 规定的公文种类数量, 10种的1部, 12种的2部, 13种的3部, 14种的1部, 15种的3部, 整体上呈现出公文种类由少到多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政机关发布的10部公文处理法规中, 规定的公文种类 (含文种名称更新) 共有函、公函、便函;命令、令、命令 (令) 、指令;决议, 决定;指示、报告、签报;请示、批示、批复;通报、通知;布告、公告、通告;公报;条例, 规定;议案;意见;会议纪要, 纪要, 共27种。

以现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15种公文种类为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先后淘汰的公文种类 (含公文文种名称改变) 有:公函、便函、命令、令、指令、指示、签报、批示、布告、条例、规定、会议纪要, 共12种。

新中国成立初,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厅《公文处理暂行办法 (草案) 》中规定的10种公文文种, 一直沿用保留下来的有6种:决定、函、批复、通知、通报、报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先后增加 (或更改公文文种名称的) 的公文文种有命令 (令) 、公告、通告、请示、决议、纪要、公报、议案、意见, 共9种。

增加了, 一度又去掉了, 后来又恢复的公文文种, 有2种:公告、决议。

去掉了, 后来又恢复的公文文种, 有1种:决定。

增加了, 就一直沿用保留下来的公文文种有5种:通告、请示、意见、公报、议案。

去掉了, 就再也没有恢复的公文文种有7种:指令、指示、签报、批示、布告、条例、规定

文种名称改变后, 就一直保留沿用下来的有3种:函、命令 (令) 、纪要。其中函, 一度分为公函, 便函, 后来又恢复为函, 而便函, 去掉了, 不再作为法定公文种类。命令、令, 文种合而为一成命令 (令) , 会议纪要, 更名为纪要。这种更名, 是基于公文处理实际的需要, 避免的有些事项用“命令”贴切, 有的事项用“令”做文种, 则更为简洁, 用“纪要”, 则避免了“会议”二字在公文标题中的重复。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文种69年的演变史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文种69年的演变史来看, 公文文种的演变, 具有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 也反映了党由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党到取得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变化, 与时俱进地反映了公文处理工作的实际。党政机关的公文文种的演变, 有着相对的差异性。党的机关发布公文法规有2部, 对其前后公文文种演变比较看, 只增加了一个“意见”。行政机关发布的公文处理法规有7部:1.连续7次存在的有4种:通知、通报、报告、批复。2.连续6次存在的有2种:通告, 函。3.连续5次存在的有1种:请示。4.连续3次存在的有1种:会议纪要。5.连续2次存在的有1种:议案。

以《条例》为参照, 从新中国成立初沿用至今的决定、函、报告、通知、通报, 批复, 6个公文文种, 正是公文处理工作中使用频率和用途最为广泛的文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先后淘汰的文种 (含公文文种名称改变) 有12种:公函、便函、命令、令、指令、指示、签报、批示、布告、条例、规定、会议纪要。随着党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 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像指令、指示、签报、批示、布告, 这类带有革命战争时期峥嵘岁月印记的公文文种, 就逐渐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而逐渐从公文文种大家庭里被淘汰了, 而体现党和国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一些文种, 诸如意见、议案、公告、通告、请示、公报,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公文处理工作实践的需要, 而渐次进入公文文种大家庭。

2012年4月16日,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条例》, 结束长期以来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法规分立的状态。《条例》颁布之前, 党政机关共同使用的公文文种种类是18种, 《条例》去掉了指示、条例、规定, 三个文种, 指示的用途, 为“意见”所替代, 而条例、规定, 这类体现法规类的文种, 也就不适合列入党政机关日常公文处理工作中了。《条例》保留的15个公文文种, 也充分体现了公文文种演变中的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文种的用途及适用范围的演变, 反映了公文处理工作“三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历史进程

以《条例》规定的15种公文文种为视角, 梳理其用途及适用范围的演变, 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成立69年来公文法规建设的成就, 也见证了公文处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历史过程。

(一) 公文文种用途及适用范围的文字表述, 趋于简明、准确、严谨、规范。《条例》对各公文文种的用途及适用范围的表述, 起首统一冠以先前沿用的“适用于”, 没有采用先前党的机关所表述的“用于”, 体现法规类文件中语言表述的标准化、规范化。新中国成立初, 1956年的文件中对“通知”用途表述用的文字是163字, 《条例》对其用途及适用范围的表述用的文字是37个字。对其“批转、转发”功能的表述, 只是“批转、转发公文”, 没有再表述为“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 显得简明、简洁。对“函”的适用范围起初表述是平行机关及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的行文, 现行《条例》表述为“不相隶属机关”。平行机关, 彼此关系当然是不相隶属, 不相隶属, 就包含了平行, 这语意表达上就更为准确而科学。“报告”, 《条例》对其用途及适用范围的表述, 与其最近的一部法规的表述, 只是一字之差, 将“答复”改为“回复”。“通报”, 将“传达重要精神或情况”, 改为“传达重要精神或告知情况”, 在“情况”之前, 用“告知”, 而不用前面的“传达”。从这一字、一词之差, 体现了机关上下级之间平等的工作关系, 反映了良好的机关工作作风, 也是亲民、为民、务实的执政理念的体现。

(二) 公文文种用途及适用范围演变中, 一些公文文种用途及适用范围, 由窄变宽, 功能强大, 一些文种适用范围则由宽变窄, 功能减弱。具有以上鲜明对比的一对文种, 是“通知”和命令 (令) 。“通知”, 最初的用途只是“对于特定机关或人员知道的事项”, 仅限于对特定范围内人员事项的告知。但在其用途及适用范围演变中, 一度具有发布规章, 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周知的事项, 传达上级机关指示, 任命和聘用干部, 批转、转发公文等。现行《条例》对其用途及适用范围的表述是“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 批转、转发公文。”“通知”在公文处理工作实际中, 用途极为广泛, 不愧为“公文之王”。“命令 (令) ”, 最初规定的用途有颁布法律、条例、通则、决定、规定、办法或任免、嘉奖、惩戒、通缉、赦免以及指挥行政等, 在其演变中还具有“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功能”。现行《条例》对其用途及适用范围的表述为“适用于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措施、批准授予和晋升衔级、嘉奖有关单位和人员。”虽然其用途及适用范围还是比较宽, 但其“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功能”去掉了, 其“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由“决定”取代。

(三) 公文文种用途及适用范围演变中, 一些文种的用途及适用范围基本上背离了原初的规定, 随着社会发展而焕发新的生命。此类文种的代表是“通报”。其最初用途, 仅仅是“对于使各机关周知的事项”, 近乎“通知”的最初用途的表述, 但其比最初“通知”的表述还宽些, 它是“使各机关”, 而“通知”是“使特定机关或人员”。《条例》对其用途适用范围表述为“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虽然同样是具备传达、告知的功能, 但 (下转第9页) (上接第6页) 其实际用途, 与其原初用途比, 已是天壤了。

(四) 公文文种用途及适用范围演变中, 一些文种的行文方向变化很大, 在演变中其行文方向逐渐趋于稳定, 日趋规范。行文方向演变较大的文种以“通知”“通报”和“函”为代表。从对1951年发布公文法规中“通知”和“通报”的行文方向分析看, “通知”“通报”的行文方向都不确定, 一是“使特定机关和人员”, 一是“使各机关 (不分上行、平行、下行) ”, 呈泛化行文状态。在演变中, “通知”“通报”都逐渐确立为下行文。“函”的行文方向演变, 可谓一波三折, 走了弯路, 又回到原点。起初其行文方向就规范为平行文。1951年、1956年的公文法规对“函”用途及适用范围就表述为“平行机关及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行文”。而1981、1987、1989的三部公文法规中, 对其行文方向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函”由平行文, 演变为多向泛化行文。1993以后的历次公文法规, “函”又恢复其“不相隶属机关”的平行文的特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党政机关处理公务活动重要工具的公文,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无疑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探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文文种演变的应有之义。

简述我国古代公文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线索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 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 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 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来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 子·氾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 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 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 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 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 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 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秘书史研究专 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 用决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自 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 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 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 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 《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 “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 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 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 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这一时期公 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

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皆具有“尚质而不 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 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 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 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 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 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 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 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根本 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 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 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 风。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 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 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 合于公文写作。

骈文对公文写作的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 实，公文写作也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 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 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 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 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 公文的内容。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 流。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 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 浮，遏止华伪”。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 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 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 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

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 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 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 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经过几辈人的努力， 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 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写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宋代公文 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机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写作不重 章法，缺乏规范，因此元代缺少精采典范的公文篇章。

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行文宜朴实简明，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 和清代，却是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人们思考 玩味的，莫过于明代屡次严禁繁文而终无收效的史实。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 感。洪武二年(1369年)，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皆 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 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 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达一万七 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还不知讲些 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 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可见，后五百字足可说明问 题，而前边一万六千多字，多属浮文。朱元璋感叹道：“朕所以求言者，欲 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 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 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文风是政 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反映，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后期政 治日趋腐败的现实，决定了少数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公文写作的 这种趋势。

以上都是对公文文风的总体风貌而言的，在文风颓败的朝代，也有少量 公文佳作产生，多出于清廉务实的有为之士，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清代名 臣林则徐等人，都有公文佳作留世。

我国最早的公文即甲骨文产生于哪个年代?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我们现在称为甲骨文）。骨文”是中国文字的先祖，大约是四千多年前（商代时）使用过的最古老的文字，它刻于龟甲或是兽骨之上，是已失传的文字。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开始在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以后陆续发掘，先后出土达十余万片。近年来又在陕西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们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字，也是我国最早的书法瑰宝。甲骨文作为书法，在结构、笔法上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的笔法有方有圆，它的结构长短、大小略无一定，这是与大小篆显然不同的地方。字体的变化也很大，同一个字，有许多不同的形状，从整休来看，在一片甲骨之中，或谨密严整，但其刻画的朴劲，较之金文更为古雅宽博，尤存尚质之风。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铭文是指在金属铸器，如鼎，钟等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铸造或刻制的文字。）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 这些甲骨文 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只是占卜的记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或只有象征血缘集团的记忆，并无篆刻本来的意思，可以看做篆刻产生的先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