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
• 2、中国古代文学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与发展
• 3、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
• 4、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有哪些文体和流派？
• 5、最古老的文学体
• 6、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

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概述

张文勋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在近半个多世纪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前后出现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学，中国有本土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我们可以参照但不能硬套西方的文学观念。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原论、创作论、鉴赏论三个方面大致勾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轮廓，使之显现出总体理论体系的内在脉络。

关键词 文学理论 体系 文原 创作 鉴赏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老一代学者如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刘大杰等一大批前辈，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名，为后人开辟了研究的道路。还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黄侃、范文澜、刘永济等等，他们对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所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扩大，出现了几次高潮，直到近二十年间，研究工作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变迁，对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过去我们把研究的领域统称之为“文学批评史”，仅仅只是从历史发展梳理了历代诗文论作家作品。后来，又把“文学批评”的概念改称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直到现在，多数学者已都采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去涵盖诗论、文论、戏曲理论、小说理论以至于一些相关的史论、画论。这些变化也反映出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的变化。最初，有人对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用西方的文学眼光去审视我国古代文学，觉得有许多对不上号，所以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种种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文章作法”一类的“文章学”、“诗话”之类，可算是文学范畴，但多半是感悟式的三言两语评点，很少有系统的理论建构；就是《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也称不上是纯粹的文学理论。既然如此，那么在我国古代也就无系统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是理论体系）可言了。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研究，现在在以下问题上，可说已有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学，中国有本土民族特色的文学观念，我们可以参照但是不能硬套西方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有其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其源流而言，最早见于“诗言志，歌永言”等类观念之中，诗是最早形成的文学形式，故早期的文学理论出现在诗论中是很自然的。随着文化的进步，汉文字的逐渐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出现了“文”和“文章”的概念，虽然这是对各种文字表现的作品的泛称，但其中也包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的内容，那就是要求文章内容的充实与文字的华美，“文质彬彬”的概念，已被引入文学批评之中。但当时的文学观念还是一种泛文学观，还没有接近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学”的有明确规定性的概念。在先秦两汉时代，由于多种文体已经形成，诗歌和散文、文和史的派别，已日趋明显，所以，具有艺术性的美文和哲学、历史一类文章的差别，亦已逐渐被人们认识，这才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的“自觉”。凡是属于文学的作品，总是具有其最基本的特征：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鲜明地抒发思想感情，优美的语言文字表达。而作家的主体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表现是其最主要的特点。这些观念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认识，但是，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亦已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论表述。无疑，它们都属于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看作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关于《文赋》，我把它看作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较完整的文学理论提纲，我在《关于〈文赋〉的几个问题》［1］中曾说：

/k《文赋》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前的一篇唯一的较完整的文学创作专论。……《文赋》中的若干理论，反映了我国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已有了新的发展，文学已经开始和经史学术著作区别开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对象，已逐步从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书面著作）缩小到接近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学”的范畴。……第二，就内容而言，《文赋》特别强调“缘情”、“体物”，这和两汉以前的文人片面强调言志见道是不同的。文学作品不是学术论著，它更多的富有感情色彩和具体形象的特征；“缘情”和“体物”应该说是当时人们对文学特征认识的重要标志。第三，由于对文学的艺术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对文学的艺术性以及形式技巧方面，也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加以研究。^/

至于《文心雕龙》中所阐述的理论观念， 则更趋明确并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及《文选序》，这部选集所选作品，已明确地把经、史、子各类著作排除在外，所选的作品，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属于文学范畴的作品，这是当时文学观念转变的最明显的标志。尤其难得的是，《文选序》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念：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都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解文为本”，故不选；至于那些“事异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的辩驳性文章和记事系年性的史书，都一律不选。所选的作品，应符合“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特别是“沉思”和“翰藻”这两条，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美文学的高度概括，是对文学的艺术特色的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把西方的文学理论概念作为参照系去审视，那么，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也有相通之处，但“沉思”“翰藻”之论，毕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外来的理论模式的演绎。

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没有自己的完整的体系呢？关于这个问题， 多年来也有不少争论。前面已经谈过，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只有一些文章作法之类，诗论可算是文学理论范畴，但也只不过是些零星的评点式的见解，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更谈不上什么“体系”。我这里要谈的，正是想说明我国古代不仅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而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已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如蔡钟翔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已出版多卷，说的是美学，其实也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最近，王运熙、黄霖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已出版《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他们主要是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和民族精神”，并说“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希望能在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希望在理论的概括和资料的整理方面都能更上一个层次，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想，他们的希望基本上已经达到，“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从三个层面上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并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富有新意。我在这篇文章中，是想就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原有的一些重要概念，作一番较通俗的梳理，使之显现出总体理论体系的内在脉络，这些理论应可涵盖诗论、文论、戏曲论、小说论，甚至可涵盖画论与乐论。这些不同门类的理论，都可以各自成体系，但作为文学门类，或与文学有关的艺术门类，它们之间自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从其中梳理并提炼出来的文学理论，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理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下面，我拟从三个方面作简要的阐述。

一、文原论

我这里是借用明儒宋濂的《文原》［2］一文的题目作标题，宋濂论的是广义的“文”，当然也可包括文学，但是我取的不是宋濂的原意，而是赋予“文原”二字以新的含义。文指文学，原者本也，有本源、本体、本质多义，故《荀子》有《原道训》，刘勰、韩愈、章学诚等俱有《原道》之作。我用“文原论”作标题，就是含有文学本体论、文学的本质论或文学的基本原理之类的意思。这也是符合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理论中所习惯用的概念，就是宋濂用这个辞语时说的“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章”，也多少有“本体”的意思。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文学不用于哲学、历史、政治论著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国古代文学论中有不少涉及这些问题，而且已形成一些比较系统的理论。

①在文学本原问题的讨论中，“文原于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等，成为以儒学为宗的主流派文学理论的纲领性的见解。“道”的概念早见于先秦诸多典籍中，《荀子》中已较系统地提出“明道”思想，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3］这里已把属于文学艺术范畴的诗、 乐等都归入圣贤之道的大范畴中。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旗帜鲜明地首标“原道”以为论文之纲，这就把文学的本体和“道”联系起来。文原于道，这是就文学发生而言；文以明道，则是就文学的功能作用而言。可以说，刘勰是第一个系统地站在哲学和政治的高度去考索文学本体的人，他既看到“文”对“道”的依附，又看到“文”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才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代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已很多了，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文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文学的社会本质及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刘勰之所以高举“原道”的理论旗帜，根本目的就在于给文学定位，并从理论上找到依据。所以纪昀才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刘勰论文首探“原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4］这是很有见地的。刘勰论道，把文学提到宇宙、社会、人生的崇高地位上来，但他并不是把文学神秘化，而是把文学从形而上的“自然之道”，拉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圣贤之道”上来，他的理论逻辑就是“道沿圣以重文，圣因文而明道”，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就是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的创造性的产物。一言以蔽之，文学所原之道，就是圣贤之道，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伦物理之道。由此，自然也就引申出文与道的关系中，重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教化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我国九千年间的文学传统观念，直至于今，虽然“道”的内涵已与时变易，但上述的基本观念仍然是难以废弃的。黄霖等提出“原人论”的概念，并认为“‘原道’归于‘原人’”，“原人的具体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心化、生命化、实用化”，这是很有创见的。唐宋时期关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席卷整个文坛，对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影响甚为深远，直至明清，余绪犹存。从宋代理学家到明代的心性之学，以至于前后七子、公安竟陵，论诗论文，虽门户各立，立论各异，但无不以伦理道德为宗，以有益于教化为文学之本。宋濂论“文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新意，多半是重申前人的“原道”之论，他说：

“呜乎！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 体著则其用章，斯所谓秉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六纪者也；互宇宙之始终，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呜乎！非知经天纬地之文者，恶是以语此！［5］”

这都是刘勰《原道》中说的“天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以及“道沿圣以重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意思。可见，把文学的原质和道联系起来，和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和圣贤之道联系起来，从而引申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和“发乎情，止乎礼义”［6］等一系列议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具有纲领性的见解，而且作为正统思想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了几千年。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吧？所以我国古代对文学本质乃其功能的认识，虽以“原道”立论，但实际上是“原人”，即是从人的社会实践去研究文学现象；一切诗文、戏曲、小说，都是以人为本，都强调教化的功能。

②与“原道”说紧密相联的又一文学观念就是“情志说”，也即是我们现在也还常用的抒情与言志说。“诗言志”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观念，“志”自然就是讲人们的思想志向，在儒学中早就对此作了规定性的解释，孔子就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那时的志是要合乎道德标准，无论是“赋诗言志”还是“献诗明志”，当然也要符合道德规范。作为文学的主要门类之一的诗，如果把言志作这样理解，那必然要走向教条化的道路，所以《毛诗序》中才根据诗歌自身的艺术特征，作了如下发挥：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那就是把单纯的“言志”和抒情联系起来，情志合一。文学创作过程中，“情动于中”是最重要的冲动，发自内心的感情，当然和人们的思想分不开，但作为文学作品，感情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毛诗序》中强调“吟永情性”，只不过是对“情”也要加以限制，故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无论怎么说，文学作品（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抒情言志是永恒不变的，所变者只不过是抒什么情言什么志罢了。

由明道、载道到言志、抒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缘情”和“情性”，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诗》）又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情性之论，实际上已把文学回归到“人学”上来了，也就是说文学可以突破“止乎礼义”的束缚，走向作家主体性的发挥与个性的张扬。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讲吟永情性、明心见性、独抒性灵、才胆识力等等，都把作家的主体精神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理论，对我们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③文学的社会功能，历来是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在西方文学理论中， 有功利主义的主张，但也有不少超政治、超功利的所谓“纯文学”的理论。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也存在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这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无疑，这又和“原道”的思想分不开。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总体观念，已把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纳入道德规范之中，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政教”服务。所以“原道”、“明道”、“载道”等等口号的提出，都是对文学功能的定位。至于文学功能的具体内容，就大体而言，就是孔子论诗时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所谓“事父”、“事君”，就是诗序中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种种政教作用，兴、观、群、怨是诗的特殊功能，推而广之也就是文学的政教功能。所谓“讽谕”、“美刺”、“寄托”、“讽劝”，说的都是文学的政教功能，当然，这些都是以文学的特殊方式所产生的功能。除诗歌之外，小说、戏曲都强调其教化功能，明代的“三言”、“二拍”，就其书名看，曰《醒世恒言》，曰《警世通言》，曰《喻世明言》，都明确标出讽谕教化的宗旨，并把这些小说作为“六经国史之辅”［8］， 能起六经国史所不能替代的教化作用。《今古奇观序》［9］中说：

/k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至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

他如李贽称《水浒》为“发愤之所作”，他认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及至近代如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并把小说的政教功能提得很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仍然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基本精神。梁氏说：

/k故先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这些议论，和《毛诗序》中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等说法，何其相似乃尔！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不仅对诗歌、小说作如是观，就是戏曲理论，也不例外，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④无论是原道说、情志说还是政教说， 说的都是文学本原也即是文学本体的社会属性问题，而对文学的艺术本质特征，则尚未更多涉及。而意境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本质特征的极具民族特色的理论概括，是足以表述我国文学艺术审美属性的理论概念，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范畴，它包含有极其丰富的美学内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意境论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应居于核心的地位。关于意境（或又称境界）问题，在我国已有深入的研究，有关文章和专著也很多，我这里不拟过多重复。我只想着重谈谈意境理论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意境理论的生成，最早可追溯到《易传》和老、庄著作，还有佛经的影响，逐渐形成意、象、境等概念；尔后，又和言与意、情和景、心和物、形和神、韵和味等等诸多审美概念结合起来，形成涵盖上述多种理论因素的文学艺术所通用的专有名词，也是我国古代美学中的专有名词。但是，把意境一词正式用之于文学，最早见于唐代王昌龄的《诗格》，他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日意境。严格地说，这三者都属于意境的范畴，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而已。如用王国维的境界说去审视，那么物、情、意三者都不可少。综观意境的构成，离不开主观的“情”和“意”与客观的“景”和“象”（物象），是主客观的结合，是情景的交融，是意藉象以显现，象藉意而获得生命力。就其整体结构而言，则是神形兼备，有无相生，隐显相济，虚实相成，故能产生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状难写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1］的艺术效果。

意境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对诗、画如此，就是对散文、小说、 戏剧而言亦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它要借助于文学语言的艺术力量，把深邃的哲理、高远的情志，寄寓于艺术意境之中。也就是说作家的创造性就在于他把客观的“物”和主观的“我”的情志，转化为具有艺术魅力的意境，这正是文学艺术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奥秘。意境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结果，又是接受者（读者）的审美对象和再创造的基础。这表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境论，是我国古代理论家们的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是对美学的重大贡献。意境在文学中的重要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严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又在《人间词叙》［12］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

“以其能观”，就是因文学意境有形象直观性，成为审美鉴赏的对象，也正是文学的艺术生命的关键所在。所以王国维又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这的确是真正懂得文学的真知灼见。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有模仿说、再现说、表现说等等理论，并用以区别不同的文学创作方法的差异。但就我国意境论而言，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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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大量篇章脍炙人口。

具体可百度百科：中国古典文学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左传》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如写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阝之战、晋楚必阝之战，均是情节紧张而极富戏剧性，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战国策》亦称《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如《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入秦》《触詟说赵太后》、《苏秦始将连横》等均为脍炙为口的名篇。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国语》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三是重在抽象分析。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楚辞汉赋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和他自己的辞赋汇为一集，共16篇，定名为《楚辞》。《楚辞》中以屈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故又称楚辞这种文体为“骚体”。

《离骚》是屈原(约前340～前277)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

汉赋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贾谊继承了屈原骚体赋风格。他的《吊屈原赋》即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自己。《鵩鸟赋》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他的赋趋向散体化，大量使用了四字句，体现出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七发》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谈话，指出楚太子病根在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此病非药能治。吴客巧妙地叙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在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兴趣。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如写涛的形状一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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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

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诗歌

诗歌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欧洲，早在公元前9世纪时，古希腊就有了大诗人荷马，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史诗。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大致是周朝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对后世文学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究音韵的和谐，饱含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是诗歌的最基本特征。情感是诗的直接表现对象，也是诗的灵魂。想象是诗的翅膀，没有想象，诗的感情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表现。

诗歌不像小说、戏剧那样要对生活作全面的、细致的、具体的描写，而只通过某个最富有特征意义的生活片断作集中、概括。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反映的是唐玄宗重色倾国的历史事实。它从杨贵妃在宫廷生活中的纵情声色，写到战火纷飞的动乱年月；从君王的无比宠爱，写到她的死无葬身之地；从皇上的崇高权威，写到唐玄宗救不了杨贵妃，这些复杂的内容，《长恨歌》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就把它高度概括出来。

诗歌的语言比其他文体更精炼，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反复推敲，才能最贴切、最充分地把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表现出来。有人讲，诗必须从几千吨语言的矿藏中，提炼出足以表达内容的词句，也就是这个道理。诗歌要表现强烈的感情，还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

诗歌分类如果是根据押韵，一般有有韵诗与无韵诗之分；根据语言格式，有格律诗和自由诗之别；根据表达内容的方式，又可以分为抒情与叙事两大类。有的诗如果兼有散文的特点，还可以叫作散文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有哪些文体和流派？

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9、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

1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1、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

1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3、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

14、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

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16、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8、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9、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20、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2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22、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涂中行、吴国伦。

23、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对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

24、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25、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6、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

27、宋诗派：即清代“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

28、浙西词派：清初词派，以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朱彝尊为代表。

29、阳羡词派：清初词派，以江苏省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

30、常州词派：清中叶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

31、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32、苏州作家群：清初戏曲家群体，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

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

34、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

最古老的文学体

文学的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后人记录的不过是对过去的美丽幻想。我国最古老的文学便是始于诗歌。由于中国文字单音独体的特性，产生了奇偶得自然音韵。于是，讲究对偶的便形成了诗歌一派，好奇的则产生为散文一派。

在汉代以前所谓的散文，并不是纯文学上的散文，更多的是一些记事说理的实用文。

先秦散文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段华美的乐章，使我国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是泱泱文学史上的开篇之作，尚许稍有不足，但时至今日，谁也不否认，先秦散文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里程碑。

先秦散文很多是密切为现实服务的产物，许多著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不存在单纯为艺术而写作的文章，先秦散文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先秦叙事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而先秦散文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记载和总结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镜，指导当时的政治斗争。

这个时期的散文审美价值观一般来说没有得到作家的特别重视，以纯文学为创作目的的散文并没有出现。尽管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历史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不少文学作品既是历史学还兼具文学色彩，但总体而言，仍重在记事。

以叙事精彩著称的《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左传》以《春秋》为纲，增添了大量的历史史实和传说，描写了大量的人物，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部历史著作。作者在记录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加工，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这种艺术加工还不能算是作者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时，总是具体地展示其发展过程。作者通过铺垫，照应，追溯，插叙等手法，把有关事实巧妙的安排在一起，描绘了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逼真的细节和场面。

《左传》记史除了细致的描写战争场面，还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描写城濮之战，在行文中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则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了霸主地位，甚至还描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战役进行总结，最后以君子之言赞扬了晋文公的霸业。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引人入胜的重现历史就是终极宗旨！而《左传》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跟文学创作比起来，《左传》更能说是一部史学。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性格的人物，但《左传》没有在一个专门的篇章中描写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把人物融合于事件之中，在纪事中表现人物，用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情以不同事件以不同的方式揭示着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只有把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事迹联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形象。

而以记人精彩著称的《战国策》里，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更为鲜明。

《战国策》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记录的不是史实，更多的是出于虚构和依托。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细致地表现了邹忌的心理活动。而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然得依靠自己的想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不满足于平铺直叙，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突显人物，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

《战国策》的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文学韵味。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的集中在一篇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河。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义实，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中重要的事迹尽在一篇中，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和性格。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王觉曾题：“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以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左传》中也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春秋时期，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大夫进谏，行人应对，都讲究辞令之美。这些辞令的共同点就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

两种不同风格的说辞展现着不同的精彩。有学者指出：在陈说方式上，《左传》以理服人，《战国策》以声势夺人：在陈说内容上，《左传》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国策》杜撰寓言，间杂鄙俚：在陈说态度上，《左传》言辞恳切，彬彬有礼,《战国策》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在辞令风格上，《左传》平实典后，委婉蕴藉，《战国策》铺张扬厉，夸饰鄙俗。

毫无疑问，《战国策》的文学性比《左传》来得更深厚一点。尽管《左传》有的记事也有一些加工，但《左传》更多的是用一种史学家的眼观和身份来记录历史事实，它的宗旨是尽可能更多的接近历史，重现历史，让读者去了解历史事件而并非认识历史人物。而《战国策》重在刻画人物形象，可以看出《战国策》描写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在为突显人物服务的。其中为了突显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不惜展开铺陈，并杜撰历史寓言来表现人物形象。所以，与《左传》相比，《战国策》更具有文学价值。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它不仅仅给读者提供素材，更多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感受历史带给我们的反思与感慨，在读史中找到一种感情的升华。先秦文学慢慢的从史学向文学发展，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尽管先秦散文只是我国灿烂文化的开端，但我们能看到从《左传》到《国语》到《战国策》文学韵味正在加深；尽管先秦叙事散文还不是很纯粹的文学，但谁也不能置疑那史诗般的绝唱在我国文学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谁也无法否认读先秦叙事散文带给我们源于文化，源于生命最初的感动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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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

《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特别注重。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认为，学者毕生所学，不过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天地参”，并出于《中庸》。

与天地参，意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这是孔子为中国人所开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则地、与天地参。效法天地运行之消息，让自己的人格臻于天地伟美之境，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气质上表现出的就是温文尔雅。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就是亲近于雅。“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君子言行举止，皆合于规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则温文尔雅的美德自何处而来？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饰身润德的学问，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义，只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见《文选》序）的，才被认为是文学。就是说，文学须出于深沉细腻的审美感受，抒情达意，须借优美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

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谓的“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独特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表现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

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因为侦探小说满足的是读者的理智，而不是读者的情感。但倘若持此文学观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挌难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乃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然而，它们恰是中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所谓的文学，有着比今日之文学更崇高的地位。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中国传统学问，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文学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尝不是辞章？

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知己《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两部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又都是漂亮的骈体文；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

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竟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