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龚一飞的养蜂学家
• 2、励志故事:80后海归川妹养蜂,年收入800多万
• 3、最早养蜂的中国人是那位？
• 4、中国历史上第一养蜜蜂的人是谁啊？

龚一飞的养蜂学家

龚一飞(1926～ )养蜂学家，中国高等农业院校蜂学专业的奠基人，各级养蜂学(协)会的积极组织者。祖籍福州，1926年5月27日生于厦门集美镇。教授。九三学社社员。1949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留校任助教兼农业推广干事。从1951年5月院系调整转为福建农学院工作起至1995年10月退休，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年～1989年任养蜂系(1988年改为蜂学系)系主任。曾任第7、8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委第3、4届副主委，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浙江农大动物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农业部教材指导委员会畜牧学科组成员、蜂学专业组组长，中国养蜂学会1～3届副理事长，福建省养蜂学会1～3届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养蜂学会首席顾问，福建省养蜂学会名誉会长，福建农林大学蜂疗研究所名誉所长，九三学社福建省委顾问。1985年评为福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1988年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1996年评为福建省科协先进工作者。1990年被中国养蜂学会评上我国现代五名养蜂家之一，立传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养蜂卷》。1992年起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成长背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龚一飞的童年及少年时期，旧中国大多数百姓家庭生活困窘艰难。龚一飞虽然是生长在福州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龚易图的“龚家花园”(西湖宾馆的中心部分)内，但由于不是嫡系子孙，龚家花园的富庶与他们家几乎无关。所幸的是，那宛若大观园的豪宅里有数不清的花鸟虫鱼。这些自然界的生灵在龚一飞的童年里成了他痴迷热爱的生物学的免费启蒙老师。

他的父亲龚礼贤是生物学教师，家里就存有不少动、植物标本。父亲的言传身教也促使他对生物学兴趣的养成。可是真正让他走上养蜂、研蜂这条“甜蜜之路”的原因却是家庭的不幸。抗日战争时期，年仅42岁的父亲因病去世。在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母亲要独自拉扯大大小小的5个孩子。1944年，身为老大的龚一飞考取了大学，对于这个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欣慰而又为难的事。中途他就从协和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辍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以贴补家用。

协大校园坐落在鼓山麓闽江畔魁歧村，四周山川挺秀，林木茂盛，适于养蜂。20世纪40年代，龚一飞肄业期间，师从林青教授学习养蜂。既然身怀知识，就可以学以致用，而且养蜂投资小收益快，养蜂助学对他来说是一条可取之道。于是，他从亲友处借来钱，马上将想法付诸实施。10箱蜜蜂养在离校颇远的果园里。每到周末，他便从魁歧乘船过江并奔走十余里地前往照管蜂群。他依靠学识，付出艰辛，终于掌握了驾驭蜂群的技术，而蜂群也给他带来了回报。10箱蜂一季下来收了500多kg蜜。按时价算，1kg蜂蜜可换6kg大米，500kg的蜜就是3000kg大米。这就解决了学费和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就这样，龚一飞与蜜蜂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育事业

1949年夏他自该校毕业，留校工作，开养蜂课。1958年，受命筹建福建农学院养蜂场，任命为场长，同时将私有小型蜂场捐赠该场。1959年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0年，应邀担任由农业部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养蜂师资培训班教师，主讲蜜蜂生物学课程。同年，福建农学院创办2年制养蜂专业，出任养蜂教研组主任。他经常与师生一起扩种蜜源植物，建立校内蜂场，带领师生深入山区教学。1961年，被福州市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65年，主持举办了全国中蜂师资训练班，为推广中蜂科学饲养培育了骨干力量。

1967年养蜂专业因文革停止招生，他组织教学蜂场的100多群意蜂到新疆吐鲁番盆地采棉花蜜，创造了平均群产蜂蜜190kg的高产纪录。1969年至1972年下放期间，在福建省浦城县的福罗山区与当地农民栽果树、诱捕野生中蜂，将圆桶旧法饲养的中蜂改为活框科学饲养，建成了集体定地蜂场，为探索闽浙赣边境山区蜜源潜力和野生蜜蜂的生活规律积累了经验。1978年，福建农学院养蜂专业恢复招生，他任专业主任。1980年，养蜂专业扩展为4年制本科。面向全国招生、分配。1981年，福建农学院成立了全国唯一的养蜂系，他任系主任。1984年该系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这个院系现已扩展为福建农林大学蜂学学院，下设蜂学、蜂产品加工与贸易以及蜂疗3个专业，成为全国唯一培养高等院校蜂学本科多样化人才的基地。自1960年至今，己为我国蜂业战线的各个部门输送了千余名专科、本科及硕士毕业生，并培训了数百名蜂业专项技术人才。其中，有的已成为海内外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教学科研机构领导者……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龚老师数十年来历经沧桑，贡献毕生精力为蜂学教育事业而奋斗，今已桃李花开，硕果累累!

科学研究

龚一飞在20世纪40年代于协和大学农学院肄业期间，边养蜂助学，边师从赵修复教授选修《昆虫学》和《昆虫分类学》，并对达尔文学说深感兴趣，立志探索蜜蜂世界奥秘，希望利用蜜蜂以厚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养蜂教学、科研以及生产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眼界顿开，坚信一切真知灼见皆源于实践。他在蜂学方面的精湛造诣，正是他长期实践的结果。

1952年以来，龚一飞在养蜂科研和教学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蜜蜂为农作物授粉、蜂蜜高产技术、蜜蜂病敌害防治技术，蜜蜂生物学、蜜蜂育种新技术等多课题的研究。先后在全国性及地方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1982年，在他主持下，首次研究成功中华蜜蜂人工授精技术，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975年，他编著的《怎样养蜂》一书，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先后印刷6次，发行67万册，对普及养蜂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他受农林部教育局委托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养蜂学》，获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他受农业部、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全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教材《养蜂》，前后印刷5次。他参加编写、翻译的著作还有《养蜂手册》、《副业生产手册》、《农业百科全书?养蜂卷》、《蜜蜂机具学》及世界养蜂名著《蜂箱与蜜蜂》等。

他在学术上有不少颇具影响的创见。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根据中蜂独特的适应性，预言中蜂在华南、西南广大山林地区具有西方蜂种不可取代的地位。历时半世纪，这预言不断为养蜂实践所证实。他在70年代发表的《论中蜂》一文，多年来，不断为多种专业期刊或论文集所选载。在蜜蜂授粉方面，他首先形象地提出：植物界中从风媒向虫媒演变，正好比动物界中由体外授精向体内授精演变一样，在传种接代的方式上属于突破性的飞跃。他的这种见解，为利用蜜蜂授粉增产充实了理论基础。

自然分蜂是蜜蜂最突出的群体活动，它对培养强壮蜂群，稳定工蜂采蜜积极性至关重要。龚一飞在国内首次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阐述自然分蜂的内外因，达到了新水平。这在指导生产实践上具有广泛的意义。他根据自己在吐鲁番盆地炎暑获得养蜂稳产高产的实践，否定了传统认为华南养蜂越夏的难关是由于高温所致的观点，指出群体的蜜蜂对温度具有惊人的调节能力，华南越夏的困难是蜜蜂敌害猖獗和局部地区蜜粉源枯竭所造成，完全可以人为地加以克服。流蜜期蜂群出现分蜂热是养蜂生产上的致命伤。早在50年代，他就根据王台发育规律，试验成功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方法－除王结合二次选择毁台法。近十多年来，他指导助手和研究生致力于蜜蜂交配生物学、蜜蜂人工授精、蜜蜂精液贮藏、蜜蜂精液漂洗提取等研究，在蜜蜂育种基础技术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特别是1984年夏他和张其康同志首次考察西双版纳，目睹我国西南原始热带雨林中丰富多彩的蜂种资源，于是萌发了撰写《蜜蜂分类与进化》一书的想法。90年代初，他们在福建省科委的资助下，连续5个夏天，跋涉南北山野，前后涉足长白山、完达山、大小兴安岭、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天山、阿尔泰山、伊犁草原、吐鲁番盆地、祁连山、河西走廊、六盘山、河套、毛乌素沙漠、内蒙草原、五指山、十万大山和衡山，实地察访，采集标本，征集图片、资料，甚得各方惠助，收获颇丰；更喜的是相关学科取得重大突破，专家志士成果迭出，逐渐使其抱负转为现实。

《蜜蜂分类与进化》一书分蜜蜂分类、品种、进化与起源等4章。大体上阐明了蜜蜂属的来龙去脉、亲缘关系、地理分布，介绍各蜂种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抗病敌害性能，并从不同地区饲养的角度评比它们的经济价值。此书能为蜜蜂世界探索者、养蜂生产者、蜜蜂选育种工作者和蜜蜂检疫人员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

励志故事:80后海归川妹养蜂,年收入800多万

大家都知道蜜蜂是会攻击人的，被蜜蜂蛰伤是特别疼的，可是一个海归80后女孩却愿意与蜜蜂打交道。从澳大利亚留学后回乡创业的85后女孩创办的青川县森花王氏蜂业和青川县川申农特产开发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达800多万元，所生产的“清江源”唐家河蜂蜜，被视为青川的“地标性”特产之一。励志故事:80后海归川妹养蜂,年收入800多万，365语录台词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下面就是365语录台词网为你搜集整理的精彩内容，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来看记者对王淑娟创业经历的采访报道：

在路上颠簸半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青溪古镇落衣沟村5组蜂农王兴福的家。53岁的王兴福是当地的养蜂大户，上个月刚刚加入蜀蕊蜂业专业合作社。由王淑娟一手打造的这个民间蜂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去年申请成立时只有16户蜂农，而不到一年，已达140多户。就连当初“很不看好合作社”的王兴福，也被吸引进来。

“以前我们这里有过类似的合作社，没给蜂农帮过忙，还私吞了不少畜牧局的补贴。”说起曾经被合作社“诓骗”的经历，王兴福至今愤愤不平。因此，当听说王淑娟的蜀蕊合作社时，王兴福心里是“相当瞧不上的”。

不过，令王兴福没想到的是，蜀蕊合作社的社员不仅一分不少地拿到了政府补贴，而且得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技术支持。“我听早些时候加入蜀蕊的蜂农说过，办补贴的手续都是淑娟帮着跑的，她还在镇上设了个合作社技术指导服务站，谁家养蜂遇到难题都能到那里解决，买蜂具也便宜得很。”

另一个让他卸下心防的理由，则来自对王淑娟这个“女娃”的佩服，“在国外读了硕士，还愿意回到山里带着乡亲创业致富，这样有志气的年轻人了不起！”

但王兴福不知道的是，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王淑娟读大学时“想都没想过”以后要回乡创业，在她原本的人生规划里，做一名音乐老师才是理想的“正途”。直到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她的人生轨迹出现了180度的转变。

那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青川约95％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满目疮痍的家乡让王淑娟深受触动，“特别想为这里做点什么”，尤其看到震后当地农民的优质土特产因销路不畅而“抱着金饭碗受穷”时，“那种念头就更强烈了”。

在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1.5%的青川，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下“出产”的蜂蜜、花菇、天麻、木耳等土特产，不仅质优而且量大，“可没什么名气，产品附加值也低。”王淑娟说。

那些“触动”在她心里扎了根，第二年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后，王淑娟放弃了上海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去绵阳市一所学校当音乐老师的机会，选择回到老家青川做个蜂农，“我当时以为养蜂最容易，而且青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的野生蜂蜜品质很高。”王淑娟说。

毫无疑问，她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极力反对，父亲甚至气得“都不想认她”，“你一个从小学音乐的女娃，既不懂技术，也不会做生意，还要到山里养蜂，太不像话了。”

但是父亲终究没能“拧”过倔强的女儿，铁了心要养蜂的王淑娟凑了一笔钱，买了蜂群和蜂箱，然后往唐家河的大山里“一扔”，就没再多管。半个月后去看时，她的蜜蜂已经跑了一大半，“损失惨了”。

尽管因为不懂养蜂技术吃了大亏，王淑娟还是没有丝毫“回头”的意思。后来，她转换思路，聘请了一位蜂农技师负责养蜂和收蜜，自己则主要负责营销。她先是创立青川县森花王氏蜂业，又建立养蜂基地，获得了稳定蜜源。与此同时，她开办青川县森花王氏蜂业网店，入驻“阿里巴巴”成都创业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后来又在县城开起了“青川特产总汇”实体店，从事青川山珍的批发零售。

“营销为先”的理念下，王淑娟的蜂蜜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甚至一直不看好她的父亲也开始跟着她“打工”。不过，就在企业刚步入正轨不久，王淑娟又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国留学。

“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王淑娟说。近两年的创业过程，虽然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但她也越来越有种需要获取更多知识的“紧迫感”，“我想学学品牌推广方面的内容，也想看看国外最好的蜂蜜是怎么做出来的。”

2011年，王淑娟考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攻读传媒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国外两年，她几乎尝遍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种品牌的蜂蜜，并查阅了大量关于蜜蜂养殖的前沿资料，“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一定要把品牌做起来。”她说。

其间，王淑娟曾对不少澳洲高档蜂蜜进行了检测，再将其与青川唐家河蜂蜜比较。检测结果让既她得意，又“郁闷”。得意的是，正宗的唐家河蜂蜜营养成分一点都不比那些国外高档蜂蜜低；郁闷的是，自家蜂蜜的品牌、包装、产品附加值与之相比“不知差了多少档次”。

随着对品牌的认知进一步加深，王淑娟回国后开始着手扩大企业规模，一个深思熟虑的“动作”就是成立蜀蕊合作社。与此前的蜂农合作社不同，蜀蕊采取了一种“农户+公司+电商”的新型经营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发起人投资，统一制作蜂巢、购买种蜂、统一管理的雇佣模式和收购入社蜂农原料的分配模式，同时为蜂农提供技术培训和巡回指导，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销售渠道，从而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王淑娟看来，这不仅解决了稳定的蜜源，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蜂蜜的质量和安全性，“毕竟品质才是成就品牌的基础。”

这两天，她忙着在大山里四处跑，打算给合作社的每户蜂农都建个详细的档案，而与山中蜂农打交道时感受到的那种致富渴望和对合作社的信任，成为她现在最大的压力和动力。就拿曾“一度抵制”合作社的王兴福来说，加入蜀蕊不久，他就主动拿出自己的10箱蜂作为新巢框的试验品，“大家伙都想跟着淑娟把咱们唐家河蜂蜜的品牌打出去，期望值很高。”

除了这个最大的压力，王淑娟坦言，她也面临着创业以来最大的“困境”——在农村招不到年轻人。今年3月，为拓展销路，王淑娟与几个小伙伴成立了青川县智宸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主攻方向”是农村电子商务。但其间，出现了“招不到年轻人”的窘境。

年轻人更熟悉计算机操作和网络环境，接受能力也强，“可是愿意回来在农村创业的太少了，比如我们招客服人员，要求只有两个‘话多和热情’，可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王淑娟说。

不过，她对青川这片让人骄傲的秀美山水充满信心，“回到家乡我才发现，这里是年轻人大有可为的地方。现在见到在外打拼的同学，我都告诉他们，回来跟蜂农一起养蜂吧，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甜蜜事业’”。（365语录台词网为您编辑发布，喜欢我请持续关注）

最早养蜂的中国人是那位？

姜岐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进入蜜蜂的人工饲养阶段。公元1世纪初，出现了文献上记载的第一位养蜂专家－姜岐。据《高士传》记载，姜岐隐居山林，“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三百人。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当时教授养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清光绪年间，余泽春主编的《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十三·人物》也做了姜岐生活在天水一带并教授养蜂技术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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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养蜜蜂的人是谁啊？

这个好像没有确切记录，养蜜蜂从远古就开始了，

人类利用和饲养蜜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古代养蜂、活框蜂箱养蜂和现代养蜂3 3 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为不同的发展时期。

在原始社会，人们猎取野生蜂巢的蜂蜜和蜂蜡，供食用和作祭祀品；

蜜蜂的蜂蛹和蜂蜜都是人类的优良食品。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和蜂打交道。1953年在中国山东省莱阳市北泊子与临胸县山旺发现的蜜蜂化石，证实2000万年前中国东部温带区存在蜜蜂。公元前16-11世纪殷商甲骨文中就有 “蜜”字的记载，说明中国蜂业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华蜜蜂的传统养殖特点。

中国古代蜂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人们开始是用原始的方式来猎取野生蜂的产品，逐渐过渡到粗放饲养中华蜜蜂，并对蜂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与利用。

从原始社会到渔猎社会，中华民族的祖先最初是捣毁蜂窝，烧死蜜蜂，掠食巢蜜、蜂子；其后，人们有意识地利用蜂群再生产能力，学会用烟雾驱蜂，保留部分蜂窝，获取蜜、蜡和蜂子。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在采收蜜、蜡和蜂子的实践中，又学会了用泥草、牛粪等涂抹蜂窝洞口，并留一小孔，让蜜蜂出入，最后在树干上刻痕为记，以示蜂窝有主，按时采收蜜蜂产品。这一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原始养蜂意识。这种采收蜂产品的方法，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旅中沿用至今。

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对蜜蜂的习性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对蜂蜜、蜂子等天然产物的利用也不断进步。在《诗经·周颂·小毖》中记载有“莫予井蜂，自求辛蟹”的诗句，即警告人们不要激怒蜜蜂，以免遭蜇。东周时期，人们已开始用蜂蛰治病，在《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蜂蜇疗法。当时对蜂产品的利用主要用于食品。《札记·内则》中记载有“子事父母、枣栗馆蜜以甘之”和“雀、鹅、嫡、蟹皆可供应用，则自古食之矣”以及“嫡、费、鲜之，人君燕食”等的记载。这些事实说明在2300年前，甜美的蜂蜜被用于孝敬老人和长者，营养价值很高的蜂和蝉的幼虫是帝王贵族的珍贵食品。在《楚辞·招魂》中记载有“瑶浆蜜勺”和“柜枚蜜饵”之句，即用蜜调制成蜜槽，用蜜与米、面做成蜜饵等古代蜂蜜食品。西汉时期在岭南今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已有用蜂蜡制作蜡烛的工艺。当时还有工匠利用蜂蜡制作印章和工艺品。除了这些利用外，中国古人于汉代发明了蜡缀 (即蜡染丝织品)技术。此后，蜡染纺织品成为历代皇宫的贡品。

东汉时期，养蜂先驱者为便于采收蜂产品开始了移养蜜蜂，他们砍下附近有野生蜂窝的树干，挂在屋墙下饲养。这一进步，对以后深入地观察蜜蜂生活习性，改进饲养方法，提高养蜂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自生自灭状态下的野生蜜蜂巢穴中采收蜂产品，逐渐转变为将野生蜂收回家中驯化饲养，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养蜂的开端，同时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蜜蜂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从此，为中国养蜂科学的发展和中华蜜蜂传统饲养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记载了山区养蜂者“以木为器”，“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糖下或庭柿诱引野生蜂，春月筑桑生育”。还有郑辑之著《永嘉地志》记述了家人“以蜜涂桶”、“举群悉至”的诱引蜂群的技术。

晋代皇甫溢著《高士传》记述了汉代一位养蜂先驱姜吱，传授养蜂技术，教授天下，营业者300余人，民从而居之者数干家。皇甫溢赞他“牧家调蜂，天涯笑傲”。这说明中国古代已经有人注重传授养蜂技术。当时人们对蜂群的筑巢、分蜂等生物学特性的观察都作了记载。276年至324年，郭凑的《蜜蜂赋》首次记述了蜂群中有 “吮琼”、“营堂”、“闸卫”等分工，认识到蜜蜂是社会昆虫。还有 “咀嚼华滋，酿以为蜜”的词句。这个时期养蜂巳由移养的半人工状态，进步为用原木仿制蜂窝诱蜂的家庭养蜂初级阶段。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观察的深入，中国古人对蜜蜂的观察更加仔细。唐代养蜂者段成式，在所著的《酉阳杂姐》一书中记载“相蜂(即雄蜂)生三、四月，黑色”，“相蜂过冬，蜂族必空”等生物学特征。

韩鄂在所著的《四时纂要》中开始把“六月开蜜”列为农家事宜。宋、元时期是中华蜜蜂人工饲养的重要时期。从宋代开始，对防治蜘妹、蚂蚁、蛇、雀、蛹蝎、狐狸等蜜蜂的敌害，就已有了记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养蜂生产技术和科学理论的日趋进步，甚至出现了专业的养蜂场。

元代名士刘基所著的《郁离子·灵丘丈人》一书记载了灵丘丈人父子两代经营一个专业蜂场盛衰演变情况，从而总结出根据蜜源情况建场选址、蜂群四季管理和繁殖、合并蜂群增强群势、取蜜方法和原则。书中还有如何防治蜜蜂敌害等的记载。书中记载有“木以为蜂之宫，不馆不之”的字句，这说明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原始木制蜂箱，而且养蜂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布局。该书还记载“蔫则纵之析之，寡则与之衷之，不便有二王”，意思是群势强就可以进行人工分蜂，群势弱则加强饲喂，以强补此外，在养蜂技术上还有一些重要发明，如两人配合用烟驱、蜜诱的方法收集分蜂群，还有三面撒水扬尘，阻其蜂路和撒土追捕蜂群等方法。

1819年博物学家郝谜行编著的《蜂衙小记》对蜜蜂生物学特性、养蜂技术、养蜂经验等都作了记载，成为中国第一部养蜂专著。当时养蜂生产规模已很可观，一般农户养蜂十多窝(群)。养蜂者在生产实践中，对蜜蜂的生物学特点的观察更为深入细致，同时进行一些科学研究。明清的一些学者对蜜蜂个体发育四个阶段的虫态分别进行了描述。

明代徐光启研究了雨水、花木和蜂蜜的关系，总结了利用物候学预测当年产蜜丰歉的方法。蒲松龄(1640-1715年)在他的《农桑经》中指出“门户清净，来往不繁，经营不勤”是分蜂的预兆。1760年张宗法在《三农记》中记述，分蜂时新蜂王要“另居一所，不得子母对面并肩”这就指明了蜂王是雌蜂，解决了长期以来对蜂王性别的争议。截止清朝末期，中国饲养的中华蜜蜂约有20万群左右。这个时期的养蜂科学技术的发展，为30年代引迸西方蜜蜂和活框养蜂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