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是什么？主要逃向了哪些国家
- 2、中国最牛死刑犯：枪决前一天发明一项专利，被豁免死刑还成富豪，他是谁？
- 3、请问沈阳刘涌的案子是如何的？
- 4、王振忠的人物简介
- 5、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实例
- 6、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是怎么回事？
中国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是什么？主要逃向了哪些国家
中国发布全球红色通缉令的一百名外逃人员全部都是经济犯罪、主要逃往美国(48%)、加拿大(31%)等国
[img]中国最牛死刑犯：枪决前一天发明一项专利，被豁免死刑还成富豪，他是谁？
要论“中国最牛死刑犯”，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央视纪录片《生死时速》主人公“李红涛”。他小时候就是十里八乡的神童，长大后考入了浙江大学电子系。毕业后先是伪造银行票据，骗取银行8万元贷款。随后又三次越狱，最后被判死刑。
就在被执行死刑前一天，他发明的新型电机试验成功，因此被免除死刑。随后又发明了多项专利，其中就包括研发监狱管理系统，帮助昆明第一看守所被评为“全国20家模范看守”之列。
这种传奇人生，绝对比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还要精彩。
四里八乡的神童，考入广州大学。
1996年8月，李红涛出生在湖北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父母都是文化人，李红涛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自幼就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随后在高考中，更是考上了浙江大学电子系。
在大学校园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初恋。直到1988年两个人毕业，一块分配到了昆明第二电阻厂上班。不久之后，二人便喜结连理，结为了夫妻。
也许大部分人都会羡慕李红涛这种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但李红涛却不甘平凡的度过一生。
1990年，李红涛结识了一个在校女大学生，并很快发展成了男女关系。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出轨的事实就被妻子发现了。一边是家庭，一边是自由，极度矛盾的的李红涛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为了摆脱困境，李红涛选择了创业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创业需要资本，公司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危机。为了渡过难关，不服输的李红涛居然走起了偏门，打起了伪造票据的心思。
1、第一次入狱
经过缜密的准备，李红涛制作出了一张面额为8万元的票据，并且足够以假乱真。他拿着票据顺利换到了到了8万元现金。
经过缜密的准备，李红涛制作出了一张面额为8万元的票据，并且足够以假乱真，拿着票据顺利换成了现金。
因为8万元并不能完全解决资金问题，于是他又做了一张10万元面额的票据。1994年4月18日这天，就在他再次拿着票据到银行申请转账的时候，没想到被等候已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被抓以后李红涛并没有过分的表现出情绪变化，反而有些得意。
到了公安局已经是中午了，他趁着工作人员去吃午饭的时间，撬开了手铐，脱下鞋子淡定从容的走了出去。
他们吃饭后，我被拷在公安局的走廊里面。（趁他们不注意）我先把身体移动到他们看不见的位置。结果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连头都没回，我就知道这个时间肯定能够脱逃了。解下手拷，脱下鞋子，顺着楼梯慢慢走下去了，顺着大门就走出去了。 ——李红涛自述
离开公安局的李红涛并没有马上跑路，反而又回到了家里。他先是销毁了一切制假造假的证据，随后又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处楼顶，亲眼看着警察们来到他家里搜查，一无所获的离开后才动身外逃。
当天晚上，他买了一张从昆明开往贵阳的火车票，六七个小时后顺利逃到贵阳。在贵阳，他居然又打起了偷车的主意。
在他居住的宾馆附近，有一家豪华酒店。夜里的酒店门口经常停着一辆奥迪车，这让李红涛来了兴趣。他先是在酒店门口蹲点，摸清车主的出行规律。随后，又去五金店买了一把奥迪车钥匙毛坯。
1992年4月26日这天，他早早的出现在奥迪车旁边，见到奥迪车主后径直走上去打招呼，并拿出钥匙毛坯询问车主车钥匙是否是这个样子。
奥迪车主热情大方的掏出车钥匙，递到李红涛眼前，告诉他这就是钥匙的样子。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李红涛已经准确的记下来奥迪车钥匙表面的凹凸规律，随后顺利制作出了一把仿真钥匙。
当天晚上，天空下起了大雨。李红涛拿着自制的钥匙顺利启动了奥迪，他驾驶着这辆车漫无目的的行驶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一点看不出逃亡的样子。
因为对路况不熟，加上天气原因。一不小心李红涛连人带着摔进了沟里，幸好被路过的老汉就起，并无大碍。
随后，他在当地一家饭馆吃饭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型的警车。胆大过人的李红涛竟然想办法偷偷开走了这辆警车，日夜兼程开回了昆明。
回到昆明后，他并没有四处躲藏，而是多次前往女友所在的大学找她。
2、第二次入狱
1992年6月19日，公安机关在李红涛女友就读的大学再次将其抓获。在昆明市监狱里，李红涛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制作假票据、越狱偷车的犯罪经过，让工作人员以为他是真的认罪伏法了。
谁也想不到，李红涛居然在收容所里策划实施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经典剧情，挖洞越狱。
他联合同监室的两名狱友，利用自制工具，连续几天终于挖通了监室到干警宿舍的地道。1992年11月16日这天夜里，他顺利从监狱越狱。
越狱后的李红涛先是跑到了昆明圆通山附近，随后又给自己案件的经办负责人打了个电话，通知对方自己已经越狱了。
我告诉他们我跑出来了。他们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问你在什么地方，我就说，我在圆通山。我这个人，你问我什么，我会实实在在的回答。 ——李红涛自述
之后，李红涛先是乘火车到了柳州。在柳州他旧事重演，偷了一辆标致牌汽车作为代步。
直到1992年12月8日，李红涛在修车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当作偷车贼抓获。
3、第三次入狱
1993年2月，李红涛被柳州警方转交给昆明警方，再次被关押进昆明监狱。这一次在监狱里他并没有再想着逃跑，而是开始着手发明创造。
一开始，他像管教提出要做实验。大家都认为他是又在打歪主意，时间久了才慢慢同意他的申请。后来，又逐步腾出了一间房间供他实验。
在“实验室”，李红涛利用大学时代所学的知识和工作经验，逐步尝试新型“无刷电机”的研发。虽然有了很大突破，但是电机始终没能转动起来。
就在这时候，1993年11月1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红涛下达了一审判决，因数罪并罚，李红涛被判处死刑。随后，按照规定李红涛被带上了死刑犯脚镣。
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生命已经有压迫（感）了，要有生命的代价了，时间可能不多了。不是说我怕死等等，不是这个，（而是）我手头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我要想什么办法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体现出来，把这个价值体现出来。 ——李红涛自述
从死刑到有期，自我的救赎
收到死刑通知书的李红涛，表现的依旧那么平静。但是他心里万分焦急，实验到了紧要关头，他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红涛依旧投入到了电机的研发中。监狱管教们都被他感动了，开始全力支持他实验，帮他购买实验材料，为他提供最大的支持。
1993年12月，李红涛的死刑被上级法院核准，下达了死刑执行书。按照规定，执行书下发七日内必定执行。
两天后，实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出现在了李红涛面前，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昆明市第一看守所所长孙尔云得知后，当即请来了云南省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为他现场指导。
专家们的建议让李红涛醍醐灌路，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就在即将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新型“无刷电机”终于成功转动了起来。
1995年3月16日，由于重大立功表现，李红涛被云南省高院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2年。同年，他发明的“无刷电励磁电机”，获得第五届中国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云南省优秀发明创造一等奖。
随后李红涛又多次获得减刑，最终在免除死刑14年后的2009年刑满释放，重获自由。
请问沈阳刘涌的案子是如何的？
中国大案要案纪实002——002.沈阳黑帮教父的末路
‘‘黑巨星”的陨落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再审。
这天，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刘涌案件审讯的法官、法警全部被放一天假，由清一色的“御林军”——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所替代。审判长由审判过胡长清案和成克杰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南英担任，其他审判人员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高贵君、审监庭审判长沈秋媛、刑一庭法官杜伟夫、审监庭法官马盛平，都办过轰动全国的大要案。被告人刘涌的妻子和哥哥在刘涌辩护律师的陪同下进入法庭。法庭内外的气氛异常紧张。
从9点30分左右，大批的锦州市民和个别对刘涌崇拜的“小兄弟”，以及从全国各地提前赶来的记者们，纷纷向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聚集。大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二审法院在二审时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后，谁都知道只要刘涌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10点04分，法庭上刘涌的妻子已经明显地焦虑不安，刘涌哥哥的情绪也分外烦躁，不时地悄悄通过手机和外面秘密联络着。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把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折磨得苦不堪言，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出现“奇迹”，盼望能够再次把刘涌从鬼门关里“抢”出来。
然而，这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奇迹没能再次降临到“教父”的身上，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他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黑色帝国“教父”的生涯。法庭最后一致认定再审被告人刘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判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以上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
宣判结束以后，由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刘涌执行死刑。当刘涌在法院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妻子和哥哥时，这位在沈阳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的黑帮“教父”非常理智地向妻子和哥哥话别，妻子趴在刘涌身上泣不成声。刘涌默默地抽了两支香烟，喝了一口白酒，还让哥哥为他在脚镣上放了一块买路钱。
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有十几辆挂着沈阳、大连、北京、葫芦岛牌照的豪华轿车停在路边，车上都挂着醒目的白花。谁也搞不清楚这些车的主人是谁，一直高度关注此案的刘涌的亲朋好友至少开来六辆奔驰。在通往锦州殡仪馆的路上，沿路军警戒备森严，每隔50米就有一个武装警察站岗。除了刘涌的妻子被允许跟随车队共同前往殡仪馆外，其他家属一律不允许尾随车队前进。
11点14分，随着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数十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押解着刘涌来到锦州市殡仪馆，11点34分，刘涌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被抬上了另外一辆死刑执行车。这是一辆耗资40多万元的死刑执行车，车内设备非常先进，可以通过电缆将执行现场实况同步传输在殡仪馆一间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在此监督执行全过程。当执行人员将一针致命的药物准确地注射进刘涌的体内时，刘涌非常配合，显得十分镇定，一言不发，刘涌的妻子则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一小会儿，这位曾经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黑色帝国”的构建
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丽景城市花园D座11楼2号的刘涌，出生于1960年（实为1958年）11月30日，汉族，初中文化。刘涌小时候曾获得过辽宁省少儿仰泳100米、200米冠军。在天津某部队服役时候的刘涌，也曾是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复员后转业到沈阳市纺织品公司当一名普通的司机，后调为计划调拨员。1982年，在改革开放最早的年代，刘涌主动放弃公职开始下海经商。他先后开过饭店、倒卖过时装、开办过羊毛衫加工厂、承包商场专柜卖过家电，还与港商合资创办过皮革厂等，但始终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涌的人生道路。1992年7月，孙树鹏这位当时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人物，在刘涌家和刘涌因琐事争吵了起来。当时刘涌一位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的小兄弟吴静明拿出自制火枪，朝着孙树鹏就是一枪。事后，孙树鹏因恪守道上的“游戏规则”而没去报案，刘涌出面赔了孙树鹏一笔医药费摆平了此事。正是从那时开始，沈阳道上的“英雄豪杰”们开始对刘涌刮目相看了。
1992年10月6日，当时已经在沈阳“黑道”颇有名气的刘涌，为了给另外一位“黑道”上自己“罩着”的兄弟出气，率领几名出手凶狠的手下，持军刺、五连发猎枪在某饭店追砍张少波，惊慌失措的张少波向当时正在饭店吃饭的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求救，刘宝贵一边鸣枪示警，一边举枪命令追赶的人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站好。刘涌一伙见只有一个警察，没把刘宝贵当回事，一直冲在最前面的刘涌抬手一枪将刘宝贵击倒，“黑枪”击中刘宝贵右髋部。当刘涌冷静下来后，他害怕了，他知道这回捅大娄子了，随即带领手下仓促逃往外地躲避警方的追捕。刘涌的父母十分溺爱这个并不争气的儿子，为了让儿子免除牢狱之灾，他们不惜拉下老脸，亲自前往医院给刘宝贵当面赔礼道歉，再三表示希望能够私了，并且答应给刘宝贵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刘涌的父亲在临走的时候还硬将1万元“慰问金”塞给刘宝贵以示诚意，刘宝贵随后将钱如数上交了组织。刘涌的父亲不但在沈阳公检法系统有着广阔的人脉资源，而且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退休前曾长期担任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还是毛远新案、“亨得利”钟表店抢劫案、“5·5”劫机案、吕海鹰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等诸多有深远影响案件的审判人员。
没过多久，许多当时沈阳公检法系统的“重量级”人物都出面为刘涌说情，并且开出了给刘宝贵100万私了的丰厚条件，但还是被刘宝贵断然拒绝了。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主管刑警副局长韩广生对刘宝贵被刘涌枪击致伤一案非常重视，曾抽调出大量警力多次实施对刘涌的抓捕。但由于刘涌一伙当时在沈阳警方也有一张非常过硬的关系网，消息很“灵通”，再加上刘涌反侦查能力较强，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走漏了风声而未能奏效。直到1994年，警方在广州将刘涌抓捕后才将其押解回沈阳。1995年刘涌通过向部分侦办该案的有关人员行贿，获得了取保候审，直到1997年初，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刘涌被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刘涌开枪打伤派出所副所长的事件当时在沈阳影响很大，这也成了刘涌在黑道上“扬名立万”和登上沈阳黑社会“教父”宝座的资本。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刘涌一方面积极收编黑白两道人马，还为“小兄弟”们配备了9支枪，购买了26把匕首、砍刀。孟祥龙（原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察、刘涌小时候的邻居，与刘涌关系过硬，头脑灵活、经验丰富，在刘涌团伙中扮演“军师”的角色）、朱赤（原沈阳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房霆（原沈阳公安局某分局刑警）、刘军（刘涌亲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吴静明（别名吴明，两劳人员、凶狠诡诈，是刘涌“四大金刚”的头号人物）、宋建飞（刘涌大哥的内弟，两劳人员、凶狠残暴。是刘涌身边“四大金刚”中仅次于吴静明的二号人物）等来自不同阶层和势力的人的介入，更加巩固了刘涌在沈阳黑帮作为“教父”的江湖地位。
“教父”本色
1995年初，在刘涌的“干妈”——原沈阳和平区劳动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高明贤和原局长凌德秀的“热心”帮助下，刘涌“战略性”地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
1996年，高明贤、凌德秀先后找到区有关领导，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为和平区政协委员，刘涌出人意料地当选了。
1997年12月，高明贤、凌德秀故意隐瞒了刘涌曾因枪击刘宝贵一案被公安机关羁押的重要事实，正式向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荐刘涌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在刘涌的推荐表上是这样评价他的：“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300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在高明贤、凌德秀的幕后积极“勾兑”之下，再加上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致公党辽宁省副主委沈阳市主委焦玫瑰，让刘涌当上了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作为刘参选人大代表的主要基础，在有235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会议上，刘涌以197票赞成票顺利当选为第二届沈阳市人大代表。为了感谢“劳苦功高”的高明贤、凌德秀，刘涌先后以拜年的名义分多次送给高明贤、凌德秀人民币共计8万元。
1997年上半年，刘涌送给自己新认的“干爹”、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担任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人民币20万元。有了刘实这个在沈阳炙手可热的实权派“干爹”后，方方面面的人们就更加惧怕刘涌了。同年11月，刘实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刘涌办理了赴美国的相关手续，让刘涌陪自己一起去美国“考察”。在美国期间，刘涌又以“零花钱”的名义再次送给刘实3万元美金。
1998年，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局长的姜新本在下属企业百佳自选商场由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中，以“零买断”的方式让承包该商场的刘涌“突破性”地获得了该商场的企业产权。商场改制后，虽然商场房产使用权仍归劳动局所有，但刘涌再没交纳过一分钱的房产使用费。沈阳黑白两道都知道刘涌向来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果不其然，1999年5月，刘涌亲自前往姜新本的办公室看望，并一次性送给姜新本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
1998年8月，刘涌请某著名相声演员和时任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吃饭，饭后刘涌通过王晓方转送给马向东2万美元；1999年2月，刘涌又亲自到马向东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勾兑”；同年4月，刘涌认为“温度”还不够，于是再次对马向东进行直接“勾兑”。马向东的办事风格一向是“雷厉风行”。1999年4月20日，一份“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市场评估价值3.5亿元的商业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划给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同年12月，经马向东批准，刘涌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免交“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刘涌团伙从此进入“黑金政治”领域。
1999年5月，刘涌又到马向东家送了2万美元。再到后来，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时都随身带着刘涌的部下做保镖。
刘涌有了马向东这个靠山之后，沈阳黑白两道的人对刘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9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准备购买嘉阳大厦部分房产扩大营业网点。刘涌立刻出面，邀请负责此项工作的时任省农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杨礼维等人赴香港考察，并以“零花钱”的名义送给杨礼维港币5万元。后由杨礼维提议，省农行“史无前例”地用在建工程款人民币2000万元先行垫付了购房款，使刘涌团伙的实力又一次得到跨越性发展。2000年1月，刘涌又在沈阳浴乐城送给杨礼维美元5000元。
1999年春节后，沈阳市政府将中街两万多平方米交给刘涌所在企业开发。中街128号三层楼属于私人房产，房主穆广志此前就与沈阳土地局签订过使用该土地40年的协议，由于还在使用期内，穆广志同意动迁，但要求刘涌在建成的大厦里留一个门面，以便开店经营。“他长了几个脑袋？给他钱，按棚户区改造标准给！”刘涌听了大为恼火。穆广志随即起诉沈阳市土地局单方面撕毁协议，刘涌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2001年10月10日，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明明知道穆广志的诉讼请求符合市中院立案条件，没有理由不立案，他还是让立案庭的办案人员不给立案。穆广志只好将案件状告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书函形式指令沈阳中院予以立案并作一审，焦玫瑰又遵照刘涌的“指示”将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变更为由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个堂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无视国家法规，竟然对黑社会“教父”的无理要求不折不扣地照办，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刘涌团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刘涌先后送给焦玫瑰价值24万元左右的财物。
刘涌取得中央路二段两万多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立即让手下凶狠残忍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组成了“拆迁办公室”。这支“武工队”以“砸拆”的模式加快了拆迁的速度。
1999年4月，刘涌授意宋建飞、吴静明尽快以“砸拆”暴力手段强行拆迁该用地范围内的建筑。同年5月14日上午，宋建飞等人拆迁至刘凤江经营的中街大药房时，与药房职工发生冲突，刘涌闻讯后，立刻带人迅速赶到现场。在刘涌等人的指使下，宋建飞等人冲进药房，大打出手。《辽沈晚报》以“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刘涌怕事情闹大，影响嘉阳集团的社会形象，又多次派人恐吓刘凤江。刘凤江因惧怕刘涌报复，被迫在《辽沈晚报》上刊登之前的报道和嘉阳集团无关的声明。
“砸拆”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嘉阳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嘉阳大厦。嘉阳大厦的顺利落成，标志着刘涌在沈阳的势力进入了巅峰状态。
1999年，刘涌担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旗下已经拥有26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资产7亿元人民币。刘涌同时还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及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
“黑教父”黑河落网
沈阳市公安机关经过半年多细致、缜密的排查走访，充分掌握了大量刘涌团伙犯罪的铁证。沈阳市公安局对刘涌犯罪团伙的定性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经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准备在2000年7月1日晚上8点对刘涌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统一抓捕行动。
2000年7月1日，刘涌上午还在太原街一个会议主席台上人五人六地胡吹神侃。晚上，为了迷惑公安机关的侦察视线，他又故作姿态地邀请香港某著名男影星“刘××”一起到沈阳某迪厅潇洒走一回，刘涌从这家迪厅出来之后，就离奇神秘地人间蒸发了。刘涌的反侦察嗅觉特别灵敏，原来他发现自己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静明手机关机，其他方式又联系不上，从这些极其反常的蛛丝马迹中，刘涌预感到吴静明可能“出大事了”。刘涌当机立断打电话通知程健等人立刻远走高飞，自己也准备先逃到国外观察观察动静再说。
2000年7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通过新闻媒体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提供刘涌线索的给予5万元悬赏金。
2000年7月10日，一条重要线索汇总到沈阳警方刘涌专案组。原来一直跟随刘涌一起出逃的得力马仔徐井岩的手机信号在黑河方向频繁出现。专案组分析判断：刘涌等人极有可能准备从黑河外逃出国。沈阳警方随即向黑河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7月11日下午两点左右，黑河市海关边检站有二男二女来通关，其中一个男的体貌特征明显地和刘涌相似，海关边检人员的心情十分紧张。一名海关人员顺手拿过该人出示的身份证、护照进行检验比对，输入相关资料的微机立刻连续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此人正是警方通缉的刘涌。刘涌和高伟见警报响起迅速溜走，两人跑到海关大厅外打了一辆红色夏利车拼命逃窜。20分钟后，夏利车来到黑河西岗子检查站，刘涌抬头看见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已经彻底包围了边检站，看来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刘涌立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四瓶安定片，闪电般地吞吃了200片安定，想一了百了。公安干警和武警立刻冲上来抓捕，由于药量太大、药性太猛烈，刘涌已经昏死了过去。黑河警方立刻把刘涌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刘涌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刘涌、高伟、刘涌的妻子刘晓君等人落网的消息传来，沈阳刘涌专案组全体干警激动得欢呼跳跃，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于凌舜和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凡率干警乘三辆警车连夜奔赴黑河市押解刘涌等人。沈阳市公安局特意拿出20万元重奖黑河市参与抓捕刘涌的全体公安干警。
然而，就在7月14日，当刘涌从黑龙江省黑河市被押回沈阳后，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慕绥新立刻给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打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电话：“刘涌的案子能立住吗？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对刘涌严刑拷打逼供，给他毒品，还让他坐老虎凳。”在沈阳警方开始抓捕刘涌的第二天，刘涌的“干爹”——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就打电话给杨加林，要约杨见面聊聊，其“探风”的意图已很明确。被杨加林拒绝后，刘就开始利用职权，对公安方面做手脚，以干扰警方办理刘涌一案。
教父的末日
由于考虑到刘涌及其幕后背景和沈阳公检法司系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专案组上报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对刘涌实施隔离式异地保密封锁羁押，从源头上首先掐断刘涌和外界关系网的联系，也让刘涌彻底放弃对关系网的精神寄托。
从2001年8月8日到2003年8月21日，刘涌在辽宁省铁岭市看守所整整被羁押了743天，长达两年左右。在刘涌被羁押期间，为了能够确保刘涌积极配合审讯工作，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挑选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干警专门负责监管刘涌。刘涌在二审结束后，写了一封标题为《新世纪新风尚“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羁押在铁岭看守所两年时间的亲身感受》的感谢信，这是刘涌发自内心地感谢铁岭市公安局看守所负责监管他的干警对他人性化的管理教育。一个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黑帮“教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感谢信，刘涌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回想过去曾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风光，呼风唤雨，而现在从天堂走到地狱。此时我又想了很多方法，以便早日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管教在支队领导下没有放弃我，反而在工作范围内从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关怀……今年的高温期，我的病情加重，孙支队亲自找大夫研究治病方案，并从伙食入手进行调配，还邀请教授为我治病，为我开了中药。为更好发挥药效，管教干部不论早晚都将热水凉温后让我服用。”刘涌还写道：“有时我在问自己，我是一个罪人，铁岭看守所为什么没打死我或让我这么个极其危险的罪犯病死？……我从严肃中感到人权，体会到作为一个罪犯在铁窗中能够学习到好的思想，好的作风。”
2003年8月15日，二审法院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刘涌从铁岭市看守所被转送到锦州监狱服刑。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审的决定后，刘涌须再次从锦州监狱转到锦州看守所羁押。面对来提押他的40多名锦州市公安局防暴警察、刑事警察和管教干部，刘涌苦笑一声，仰天长叹：“前功尽弃，一切都完了！”
为了防止刘涌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经过特批，刘涌每天享受和管教干警一样标准的伙食。刘涌家属在看守所为刘涌存了一些用于购买日常用品的钱，每次购物由看守所一名副所长专职负责，收据还必须经刘涌本人签字后才能核销。刘涌也被特别批准在监室内吸烟，吸的是软包“黄山”，规定每天不超过8支，干警们还用窝窝头为刘涌设计了一个“工艺”烟灰缸。由于刘涌的特殊性，监管人员特地买来一个塑料大浴盆，烧好水后，让刘涌在自己的监室内洗澡，并且特别安装了闭路监控系统。看守所的管教干部没有人喊刘涌的真实姓名，“1011”是刘涌在看守所的专用代号。
刘涌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刘涌的表情用“春风得意”已经不能充分地来形容他当时的激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0月8日通知将对已经在锦州监狱服刑的他进行再审的时候，刘涌预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每天在看守所里就像动物园里的困兽一样烦躁不安，不停地在监室里反复地走来走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审他之后，刘涌越来越消沉和惶惶不可终日，每天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经常长时间思考而不睡觉，饭量明显递减，烟量是每天不断增加，甚至还上火起了口疮。
在羁押刘涌的最后60多天里，第二看守所的四位所级领导基本上都是以所为家，日日夜夜紧张地守在看守所。刘涌提出想看看《毛泽东的一生家世》、《戴高乐》、《曾国藩》等一些书籍杂志，管教干部都逐一落实了。2003年12月18日，刘涌从再审法庭回到监室，情绪消沉到了极点。他说什么也不肯吃饭，在管教干部再三劝说之下才勉强喝了几口豆奶。细心的管教干部发现刘涌的脚踝被镣铐磨破了，马上要给他贴创可贴，他气急败坏地断然拒绝，并恼羞成怒地说：“用不着了，不就三天了吗？”刘涌对管教干部说，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妻子和哥哥，感觉到妻子瘦了很多，自己很是心疼和难受，说到此处，还流了眼泪。刘涌还说，他给家里挣下的家业，够老婆和孩子花上几辈子了，他也算是心安了。刘涌最后希望将自己灰白的头发染黑，干警们考虑到染发素中含有锗等有毒成分，从安全角度出发没有答应刘涌的请求。
由于刘涌比较喜欢吃带馅的东西，12月21日的午饭，管教干部特意给刘涌买来了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刘涌这下总算勉强吃了几个包子。为了稳定刘涌的情绪，还特别批准刘涌在囚室里观看影碟，影碟机是刘涌自己掏钱买的，碟片的内容由刘涌自己选择。刘涌非常喜欢看战争题材的进口片和香港拍摄的古装武打片，还有一些警匪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刘涌在监室内还被允许听歌。连续两天晚上，刘涌都让管教人员给他放《越战——空中堡垒》的VCD影碟，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刘涌被再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转载自《中国大案要案》
王振忠的人物简介
原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在中国出逃官员名单上，王振忠名列第七，也是中国外逃最高级别的警官。据说王振忠出逃带了1千万美金都不止，还传说他在美生活奢侈，住豪宅、开名车、做大生意……但是，在洛杉矶及纽约见过他的人却没听说他做生意或置产，他独自生活，孤苦寂寞。
“听说在中国时，他整天都在外面喝酒。10多年前公务人员体检时，就发现有脂肪肝。得肝癌，不算意外。”“他过世的消息，国内、国外，知道的人应该不算多。知道的人，只是惊讶。但多数人，对他没好感。”对于王振忠的死，纽约的福州乡亲如此反应。
王振忠1973年考入福州市交警支队，1991年提升为鼓楼区公安局副局长。两年后，王振忠担任了局长。
当时的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徐聪荣，是有“福州首富”之称、经营老虎机的陈凯的义父。徐聪荣于1996年提拔王振忠为分管治安的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有意识地将他作为公安局长的后备人选培养。
当上了副局长后，分管娱乐场所的王振忠的财富急速积累。单是当地两家大型娱乐场所：大世界卡拉OK，水部桑拿，王振忠借职务之便，参与分红，每年金额都超过百万。
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实例
被称为“第一女巨贪”，出逃海外11年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终于有望被引渡回大陆。新华社官方客户端9月28日发布消息称，杨秀珠的引渡遣返已启动，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
其时，大陆官方“猎狐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背景下，杨秀珠将被引渡的消息引得大陆舆论喝彩不断。有评论称，这说明“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绝非流于口号。而将外逃贪官列入国际刑警组织（ICPO）“红色通缉令”予以全球通缉，成为大陆官方“国际追贪”的重要手段。
以杨秀珠为例，早在2004年就被全球通缉，当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2005年5月，荷兰警方将其抓获，其依据就是红色通缉令。
杨秀珠弟弟疑似现身“红色通缉令”
《凤凰周刊》记者登录国际刑警组织（ICPO）官方网站，在其公开的红色通缉令中，杨秀珠的名字已经无法搜寻。不过，记者意外地发现，红色通缉令中，有一名字显示为“Yang Jinjun”的男子，高度疑似女巨贪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通缉令所列信息显示，其现年56岁，出生地为温州，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
据2005年央视“法治在线”栏目播出的《杨秀珠系列案第一案宣判》报道，1996年，杨进军经商亏本，急需一千余万元还银行贷款，杨秀珠曾计划挪用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配套费帮助弟弟。
根据媒体报道，杨秀珠的多位家人均牵涉该起特大贪污受贿案中，其中，杨秀珠的另一个弟弟，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已在2004年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而杨进军则至今没有下落。
杨秀珠案被大陆定为特大贪污受贿案，加之其女性高官身份，一直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可称是迄今为止大陆最知名的女贪官。
杨秀珠曾历任温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温州市市长助理以及温州市副市长。出逃前，官升至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兼浙江省城市化办公室主任，主管城市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伴随着温州经济高速发展，一路贪污受贿至本世纪初。
2003年3月，时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的杨秀珠的弟弟杨光荣受贿案发。同时，检察机关发现杨秀珠涉嫌贪污行为。同年4月20日，杨秀珠以母亲生病需要照顾为由告假，悄然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从上海经由新加坡出逃美国。
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出逃后的杨秀珠被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通缉，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国，最终于2005年5月31日，在荷兰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被逮捕。
近年来，杨秀珠案的涉案人员已经陆续以各种方式归案，现在，随着核心人物杨秀珠本人的引渡程序启动，这场牵动大陆民心多年的贪官外逃案也将画上句号。
杨秀珠的外逃经历仅仅是一个缩影，提前将家人和巨额财产转移至海外，为自己准备假证件以便案发后出逃，已成为越来越多贪腐官员“逍遥法外”的主要路径和方式之一。也成为大陆反腐的掣肘。
十八大以来，中共高调向外逃贪官宣战。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配合下，已陆续将数百位涉贪、涉经济犯罪人员缉捕回国。特别是今年7月以来，由中纪委牵头，掀起的新一轮海外追逃行动，收获颇丰。
与杨秀珠的缉捕过程类似，《凤凰周刊》挖掘追逃背后的故事发现，很多行动成功都离不开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特别是该组织鼎鼎大名又异常神秘的“红色通缉令”，由于频繁被媒体提及，更引发公众强烈兴趣。
逾50名大陆涉贪人员遭全球通缉
打开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首页，即可看到右上角显眼位置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小标识，位列第一的，配有红色国际刑警警徽的“WANTED PERSONS”标识，即该组织最为著名的国际通报——红色通缉令。
作为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目前共有190个成员国，重要职能之一是协助成员国跨境侦查犯罪。经由该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它的通缉对象均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每一张红色通缉令都包含有被通缉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所涉罪名等基本身份信息描述。绝大部分还配有至少一张照片，并标注了头发、眼睛颜色等外貌特征。红色通缉令每五年重新发布一次，但是只要涉案人员一天没有归案，通缉令将长期有效。
《凤凰周刊》记者发现，在ICPO官网红色通缉令搜索页面的国籍一栏中输入“china”，可以查询到的中国籍被通缉人士160人(该网站按国家搜索的显示条目数上限。更换搜索方法，仍可发现少量其他被通缉者)。这一数量远多于可以查到的欧美发达国家的被通缉者数量。
将被通缉人员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核实后可见，160人大名单中，有超过50人的罪行明确涉及职务犯罪和贪污腐败，比例占被通缉中国籍人员总人数的三成。
他们涉嫌的具体罪行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国家财产、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等。
经核实，这些被通缉人员外逃前的身份，大多是政府公职人员、国企管理层，不少疑似是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贪官。如疑似以生病为由，在国外滞留不归的前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疑似与著名银行监守自盗案“开平案”关系密切的原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前行长赖敏；疑似山东兰陵集团前总经理、党委书记崔学文等。
从通缉令发出时间可见，不少贪官已经成功躲藏海外十多年。大部分贪官的出逃看似突然，实则经过长期准备。
2008年9月19日，时任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曾主持温州旧城改造项目的53岁的杨湘洪率团赴欧洲进行经贸考察。9月29日，当代表团结束考察按计划回国时，杨湘洪以自己腰伤严重不能长途乘坐飞机为由，滞留在法国，至今未归。
由于杨湘洪的女儿事后被媒体查证早已在法国定居，而女婿是位温州籍法国商人，有理由相信，杨湘洪的出逃计划并不突然，背后经历了长期的精心计划。
贪官配偶和亲属亦难逃通缉
红色通缉令名单还披露了贪官外逃明显的家族化特征。
很多贪腐人员为避免东窗事发之后殃及妻儿，更早早给家人筹划后路，有的先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或令家人移居海外，成为“裸官”；有的则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和家人获取双重国籍、绿卡或假护照、假身份证等，一旦发现风吹草动便立刻举家逃跑。因此，《凤凰周刊》记者在整理名单时，也发现不少著名贪官的配偶、子女和亲属。
如疑似已落马的前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之妻黄玉荣；疑似“女巨贪”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疑似已伏法的广西桂林巨贪李和平之妻黄艳兰；疑似“鄱阳大案”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之妻许爱红等。
2005年，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法院受审，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同一时间，与他同流合污的妻子、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副董事长兼副书记黄玉荣，则早已和儿子身处美国境内，至今仍未归案。红色通缉令中可见名为“Huang YuRong”，出生于山东省的女性嫌疑人与其高度相符，其罪名是“受贿”。
此外，红色通缉令中，也有个别问题官员亲属，如已故的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也疑似赫然在列。在通缉令中被描述为“Cheng Muyang，44岁，出生于江苏常州，罪名为贪污、骗取国家资产”。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程慕阳被认定曾帮助程维高秘书李真（已执行死刑）转移赃款、并勾结他人贪污国家财产。这与红色通缉令中对他提出的“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隐藏、转移、收购或以代理人身份出卖赃物”等指控相符合。
十八大后被通缉贪官数量骤增
国际刑警组织当前资料显示，程慕阳的被通缉时间为2013年。实际上，程慕阳是在2000年9月4日经由香港逃至加拿大的，至今或已安然藏身海外14年，也就是说，程慕阳很可能在海外悠然藏匿了13年之后，才变成了国际通缉犯。
如果国际刑警组织资料显示准确，这显然意味着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陆贪官海外追逃力度骤然加强——一些原本“安全”了多年的外逃贪官，从此不再安全了。
不再安全的不止程慕阳一人。中共十八大之后，大陆公安部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数量大为增加，在《凤凰周刊》梳理的50余位贪官名单中，近20人的被通缉时间显示是2013年至2014年之间，比例超过总数的1/3。其中，2013年，9人；2014年，10人。
2014年7月开始的“猎狐行动”也同样借助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力量，据“猎狐行动”组透露，仅7月至9月的两个月内，公安部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28张红色通缉令，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包括外逃斐济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在内的多位外逃人员得以成功抓获。
今年是大陆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30周年。有媒体统计，自1984年以来，中国一共通过该组织发出过逾400份红色通缉令。其中绝大多数涉及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不少在大陆臭名昭著的贪官均是经由国际刑警的配合被缉捕和遣返回国的。
目前可查的最早的合作记录来自1988年，经国际刑警组织协调，大陆首次成功押解潜逃多哥的犯罪嫌疑人——福建省外贸总公司驻多哥公司经理胡正光、副经理杨苑琛回国受审。
2001年，被称为中共建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广东开平支行案”案发，一周后大陆公安部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外逃三位涉案人员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发出红色通缉令，并冻结其三人海外财产。最终，许超凡、许国俊在美国分别被处25年、22年有期徒刑，余振东则被遣返中国，并于2006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红色通缉令对贪官们的震慑作用不容忽视，据四川媒体《华西都市报》引述大陆警方说法，位列红色通缉令的人员，被捕率高达70%。
“红色通缉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治压力。”有海外中国问题评论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事实证明，在大陆与多数国家尚未建立引渡条约，存在法律条文、政治标准等矛盾的情况下，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一纸红色通缉令及其提供的协助，可以简化抓捕程序，大大提高追逃和反腐的效率。
2015年10月底，广州荔湾警方再次成功劝返1名“116”特大网络赌博案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逃犯，这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116”专案红色通缉逃犯中第3名劝返自首人员。
2013年6月，荔湾警方向上报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对逃至境外的广州市进X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温某、总经理曾某、财务总监陈某等6名主犯进行通缉。
为了使嫌疑人尽快落网，在进一步强化侦查的同时，专案组采取政策攻心的方法，多次组织法律团队，对在逃人员温某、曾某、陈某等人的亲属作政策讲解和法律教育，说服其让温某、曾某、陈某等人早日投案自首。在大量的思想工作下，广州市进X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温某、总经理曾某分别在2013年5月、2015年1月在其亲属陪同下到荔湾区公安分局投案自首，主动交代了高利转贷的事实。经对嫌疑人亲属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2015年10月29日，该公司财务总监陈某在其亲友陪同下到荔湾区公安分局投案自首，并配合公安机关详细交代了高利转贷、隐匿、销毁会计凭证及组织员工外逃等行为。截止目前，“116”专案组共依法刑事拘留涉案人员122人，逮捕82人，成功劝返3名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在逃人员。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是怎么回事？
针对外逃的腐败分子，中国再次“放大招”了!
4月27日下午，中央追逃办公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该公告共包含22名外逃人员在海外可能的藏匿地，具体地址细化到了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等。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
据新华社报道，这22名外逃人员均为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而根据公告透露出的信息，本次被公开曝光的名单中人员，集中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圣基茨和尼维斯等6个国家。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
这份从27日下午开始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发的名单，很快也在海外网友中引发连锁性轰动效应。
“快看，你的邻居!”
“Max，你的邻居!”这是一个名为“Milos
Petrovic”的澳大利亚网友28日发的一条脸书留言。留言所评述的，正是澳大利亚媒体发布的中国对外逃人员吉东升(Ji
Dongsheng)进行通缉的新闻。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
顺着该留言发现，那个被朋友“艾特”了的、名为“Max
Taddeo”的外国网友资料显示，其居住地是悉尼，而中央追逃办刚刚公布的吉东升可能藏身的具体地址也是悉尼同一区域：Ethel Street， Burwood，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很快，这位澳大利亚网友Max回应了朋友的留言：“哈哈，我们隔壁街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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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邻居”的回应可以看出，Max的家确实与媒体披露的外逃人员吉东升的住址距离很近。这让人不禁好奇，是否可以通过Max的居住信息等，顺藤摸瓜挖出“红通”人员吉东升的居住地?
点击进入Max脸书发现，虽然他平时没有“晒”自家和邻居街区，但仍可以看出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Max除了不时到海边晒晒太阳，还会西装革履地与女伴出席正式场合，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Max的脸书主页截图
根据中央追逃办公告披露的地址，吉东升可能身处悉尼宝活区的Ethel街道，这是华人聚居的高档社区。登录当地一家二手房交易网站搜索发现，Ethel街路段的住宅售价不菲，独栋住宅价格区间折合人民币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当地房屋交易网站截图显示：Ethel街上的某栋住宅售价为466万澳元(约合2400万元人民币)。
海外网友热议“怎样去抓丁义珍”
中央追逃办27日发布的公告，同样引发了更多其它地区海外网友的热烈响应。
当地时间27日晚，一位身居非洲博茨瓦纳的外国网友，在脸书“中国发布‘红通’信息”新闻下留言“爆料”：“他们(外逃人员)就住在博茨瓦纳，不用跑那么远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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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非洲网友所言是否属实尚待求证，但他的留言不禁让人想到《人民的名义》中的外逃贪官丁义珍，剧中，他正是从美国辗转逃往了非洲。直到最后在非洲“领了盒饭”——被射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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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央追逃办首次集中曝光贪官藏匿处叫好相比，对于生活在国外的网民来说，那些外逃贪官可能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在海外华人论坛“北美华人e网”上，身居国外的华人也纷纷为此展开热烈讨论。“要不要做侯亮平”、“怎样去抓丁义珍”成为华人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有网友更是在帖子里披露了自己曾经接触的外逃贪官的行为特征：
外逃者有人住大别墅，有人藏身“脏乱差”
根据中央追逃办公告披露的地址，媒体通过谷歌地图将22名外逃分子的地址做了一番查找，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与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遭遇黑社会威胁、四处藏匿最后死于非洲不同，上了名单的这22人可能藏匿的地点，大多数在华人聚居区或当地的中高档社区，只有个别藏身贫民区。
根据媒体查询整理，22名外逃人员中，有11人的居住地属于当地的高档社区或度假别墅区。例如，2012年11月外逃至美国加州的徐雪伟。他可能居住的兰士堂小区(Lansdowne
Place)在当地就属于富人区。在二手房交易网站上，该小区一套住宅售价为189万美元(约合约13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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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先后在1998年和1999年外逃至美国的河北唐山豪门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原会计黄红，以及该集团原总裁贺业军。这两人很可能藏匿在同一个地点——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海景豪宅。从谷歌街景上看，这是一处人气颇高的度假胜地。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谷歌地图显示，贺业军和黄红的潜逃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一处海景社区。
还有10人则没有藏身豪宅，只是选择了当地普通中产街区，甚至有人住进了相对偏僻的小镇。如2013年7月外逃至美国的刘勖，他可能的藏身地是美国得克萨斯州舒格兰市。当地同一条街道上一套3卧2卫的住宅售价约为21万美元(约合145万元人民币)。
22人名单中也有个例：只有一个人在海外的藏身地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脏乱差”地区。
2004年10月外逃到英国的刘湘建，他可能的住处显示为伦敦斯特拉特福德车站附近。这里位于伦敦东区，是少数族裔聚居区，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在2012年伦敦举办奥运会之前，该地区长期被治安问题困扰。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谷歌地图上的伦敦斯特拉特福德车站及周边地区
专家：“让海内外‘侯亮平’们出手，是追逃方式的创新”
事实上，这22人名单也令一些外媒感到惊叹。“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举措。”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称赞道。
海外侯亮平接力反腐 爆料称外逃官员就住隔壁
而让“丁义珍”们在海外惶惶不可终日的，显然是中国最近几年的反腐行动。
中央追逃办27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追回赃款89.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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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数字说明我国反腐追逃追赃的成效十分显著，也必将震慑那些至今仍在外逃中的人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说。
而对于这次公布22名外逃人员可能的藏匿地点和详细信息，陈志军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上的创新。
“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追逃，显然震慑作用更大，也有利于收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陈志军说，这样的追逃方式给外逃人员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加大了继续潜逃的难度，“让他们认识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打消幻想，尽快回国接受法律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