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请你谈谈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 2、倒爷是什么色彩义
• 3、十大官倒企业是哪十大？
• 4、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发展阶段

请你谈谈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农村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显示出城乡差距目前仍较大,且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差距是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城市、全国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趋势〔1〕。福利指数表〔2〕改革阶段第一阶段(83年为例)第二阶段(88年为例)第三阶段(91年为例)第四阶段(95年为例)福利指数农村A2454094911041城市B47291513023087全国C2634465841256从表中可看出,整个改革时期尤其是90年代福利指数有大幅上涨,全国居民总体上而言,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这也是改革能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真心赞同的重要原因,但也应看到,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大,且城乡差距过于显著(进入90年代,这一差距迅速拉大了),所以全国的福利指数并不高。

1997年,我国城镇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46%,最贫困的1/5家庭仅占收入的6.04%〔3〕,表明目前形势下,收入分配差距继续呈扩大趋势。

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1、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三、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建议

1、加速城市化进程

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提高外,还应含有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产值中,随农业比重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上升。〔8〕而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直到1996年仅是29.37%〔9〕,这与政府采取的限制城市化的政策有关,如将户籍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种,且采取措施人为的阻碍农业人口成为城市居民。过去是通过“离土不离乡”来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依托乡镇企业,强调就地转移,这实际上排斥了“城市化”,因为许多乡镇企业所在地实际不具备城市功能。由于同一产品由乡镇企业生产占地比城市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1978以来,我国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约1.2亿人,但损失的耕地也有7800万亩,即每转移一个劳力约带走耕地0.65亩〔10〕,这个代价对于人多地少的我国是不能承受的。如果能在有条件的城市周围扩建城区或建立卫星城,或将现有县城、乡镇扩大,则将极大的促进目前不景气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还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因为农村人均收入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大量剩余劳力束缚在土地上,形成隐性失业,导致生产率低下,若能将一部分多余劳力挤出,农村生产率将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也会上升。

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消除市场的“马太效应”,主要靠政府,靠财政转移支付。目前,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没有注重地区差别,如1994年税制

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额是根据上年的基数来确定的;而政府向居民的转移支付主要集中在城市,且方向不甚合理,如大量的企业亏损补贴。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捷,可现实情况是政府没能负担起应负的责任,资金投入往往不够,而且广大农村居民实际上是在保障范围之外的(国家每年对贫困人口有一定的扶贫资金除外),这也是农村许多人收入严重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当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调整政府对个人转移支付的方向,有一个财力的问题,目前谈论的“费改税”就是要加强政府的财力,加上少搞一些重复建设,能否有助于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呢?

3、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重要政策,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实际是不够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基础教育,从理论上讲应由政府提供,因此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助学活动实际表明政府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至于高等教育,应该说是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如果完全采取收费制度,无疑会使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入大学,可行的方法是走公立和私立相结合的道路,公立大学由政府提供经费,使那些优秀但贫困的学生能继续接受教育,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在我国,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广大农村,拥有的多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供电设施陈旧而运行成本高昂,通信能力差,接受外界的影响低,这能不妨碍经济增长吗?要普遍提高这些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关键要创造条件。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眼前收益可能不大,但目前我国生产普遍过剩且失业严重,若有资金把劳力和产品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无疑有巨大的意义。

4、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税制,依法治国

“市场流行官场法则,官场流行市场法则。”是目前社会状况的重要写照。80年代,我国在价格上实行“双轨制”,结果“官倒”流行,一部分人利用职权倒卖物资赚取价差而发了大财。90年代,又有一些“内部人”炒卖房产而成为巨富。这说明市场秩序不健全,竞争就不平等,就会人为的拉大差距。政府现在强调依法治国,要减少权力介入市场,惩治腐败,在政策上是对的,关键在于严格执法。政府这些年,法律制订了很多,实施效果却有目共睹。因此,真正应在执法环节多下一些功夫。

税制不健全也是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未开征,享有大量遗产和不享有遗产的人收入差距当然明显。税收征管方面也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北京市个人所得税80%以上来自工资薪金项目所得,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大户,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则成了“漏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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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是什么色彩义

“倒爷”是中性偏贬义的词。“倒爷”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倒爷”一词广泛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倒爷”一度盛行于全国各地，尤以北京地区最为流行。

词语

拼音：dǎoyé

释义： [方]以前北京管做买卖的(主要是做小买卖，卖个衣服，手表什么的)的人叫倒爷。就是倒买倒卖的人。比如：票子（列车票、戏票、有价证券、限购物资票等）以低价买进，再用大大高于原价的价格卖出，特指从事这不法活动的人。

解释

倒爷主要是利用商品价格差别进行倒买倒卖，有些属于合法捕捉市场商机，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商品流通体制的完善；有些则是属于非法牟利，被人们称为“投机倒把”，从1987年起受到政府部门的严厉打击。

更有一部分，则是利用不正当的人际关系，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倒买倒卖，成为政府腐败的温床，被人们称为“官倒”。在不少情况下，上述三种行为难以完全分得清楚。

扩展资料

倒爷个案

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南德公司的牟其中算得上当年中国第一倒爷，他的壮举是“倒飞机”——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奇迹。他乐于谈论的话题是国家、改革、命运这些大词。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三度入狱的牟其中从大陆首富到首骗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传奇。

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没有航空经营权，牟其中的“空手道”发挥到极致：把当年苏联4架图-154飞机用价值4亿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中国。“罐头换飞机”的故事大大启发并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想像力。

他还提出过多项宏伟策划：把喜马拉雅山炸个50公里宽、2000米深的口子，引入暖湿气流，让中国西北成为降雨区；1993年提出要在满洲里独家开发一个边贸口岸，建设“北方香港”。他还提出过搞活3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765工程”，最早意识到通过对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倒卖积累财富。

1989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受邀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中国民营企业家。1994年，他被《福布斯》列入全球富豪榜，达到了声望的顶峰。

1997年，一本突然出现的杂志增刊《大陆首骗牟其中》让南德集团分崩离析，当年他的手下干将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人较早离开牟其中创业，都成为了今日中国的商界巨头。

1997年，一本非法出版物突然冒了出来，其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把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

经侦部门开始秘密调查牟其中，1999年，他因涉嫌信用诈骗罪，被批捕。2000年，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据南方周末报道，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他在监狱里坚持读书、写作，并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上下跑几十层楼，冬天坚持洗冷水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倒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牟其中

十大官倒企业是哪十大？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官倒了，官倒是80年代计划经济管的很死的时候，倒卖批文和商品的国有企业和官员。

拓展：

1、官倒主要指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违反工商管理法规,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另外，在价格双轨制下，官员们利用手中权力，使用平价和市场价（议价）两个杠杆捞钱，俗称官倒。价格双轨制(double-track price system )，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在中国一般系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2、价格双轨制（double-trackpricesystem），是指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价格双轨制指的是对同值的标的物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在中国一般系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3、这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价格双轨制向的单轨制的转变，第一次是生产资料，第二次是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第三次就是现在面临的资本市场的价格双轨制--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格与流通股的市场价格的并轨，也即非流通股在统一的市场上实现全流通。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发展阶段

创业时期

（1979年—1984年）

公司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吸引和利用外资，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发挥对国民经济“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业务领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率先对外发行债券，开辟了多种融资方式，最早开展了融资租赁、海外投资、国际经济咨询等业务，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快速发展

（1985年—1988年）

这一时期，公司继续开拓创新，利用外资发展投资业务，取得快速发展。为适应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进行了机构改革，将主要业务部门分别独立出来，先后成立了若干个专业子公司、地区子公司和海外子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等综合性业务的企业集团。荣毅仁董事长制订的“中信风格”，成为中信人的行为准则。

调整时期

（1989年—1992年）

根据国家对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公司围绕加强管理、压缩投资规模、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公司业务在调整中继续取得发展。1992年7月，公司制订了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确定了“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抓住机遇，积极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发展目标。

稳步发展

（1993年至今）

1993年3月，荣毅仁同志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院调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领导班子，魏鸣一同志任董事长，王军同志任总经理。从1993年起，公司围绕发展战略、业务重点和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注重克服重开拓、轻管理的倾向，加强经营管理，强化宏观控制。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人提出吸引外资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

1979年2月，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正式公布。同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Investment Corporation）宣布成立，简称“中信公司”，注册资金2亿人民币。

1979年10月4日，中信董事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正式成立。董事会成员共44人，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王兼士为常务董事，荣毅仁为董事长，雷任民为副董事长。公司总经理为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任副总经理。其他董事包括马万祺、王少岩、王光英、王纪元、王宽诚、叶林、古耕虞、刘希文、刘靖基、孙孚凌、孙晓村、华煜卿、芮沐、肖桐、何贤、何郝炬、李文杰、李嘉诚、杜新波、邱纯甫、陈希仲、汤元炳、周志俊、周宝芬、张敬礼、张遗、段云、茅以升、胡子婴、经叔平、郭棣活、钱昌照、资耀华、曾定石、常彦卿、童少生、裴先白、缪云台、霍英东等。

1980年6月2日，中信与日本东方租赁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成为中国唯一向外资开放的金融领域。

1982年1月18日，中信与野村证券达成协议，以年利率8.7%发行12年期武士债，总额100亿日元，其中80%投入仪征化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行海外债券。

1984年，中信旗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与英国[朗文]合作出版了《中国投资指南》，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介绍中国对外开放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

1986年，中信利用杠杆租赁收购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10%股权，被评为“1986年世界十大融资案例”之一。

1986年3月22日，中信以3.5亿港元收购因挤兑风波遭到严重打击的嘉华银行92%的新股。

1987年1月27日，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1988年2月24日，中信、大东电报局、和记黄埔三方合资成立亚洲卫星有限公司。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由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长征火箭送入太空。中国正式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1988年8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物价指数突飞猛进，五大“官倒”——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遭到国家审计署审计。

1990年1月，中信收购泰富发展，更名中信泰富。中信香港将资产和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由小型地产公司一跃成为超过40亿港元的大型上市公司。

1990年2月14日，中信香港以每股4.55港元，斥资103亿收购香港电讯20%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1992年2月13日，中信泰富收购香港最著名老牌洋行——恒昌企业。

1995年2月，中信证券成立。2002年，中信证券上市。中信证券是中国最大的券商。

1995年3月26日，中信与伊朗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签署协议，承包修建德黑兰地铁一、二号线。德黑兰地铁工程被称为“总统一号工程”，是中东、北非第一个地铁系统。

2001年，中信集团成立。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成立。中信控股是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2003年，中信集团参与的联合体中标“鸟巢”。

2005年11月25日，中信实业银行改名“中信银行”。2007年4月27日，中信银行A+H股同步上市。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因外汇期权合约巨亏，面临破产危机，引发港股震动。中信集团紧急注资拯救，损失不详。

2008年1月，中信集团、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汽车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网络有限公司获得卫星转发器出租出售和VSAT业务经营许可证。

2008年3月，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

2008年4月，中信国安集团无偿受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持有的51%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2008年5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中信集团组织力量全力投入抗震救灾，累计向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7,322亿元。中信海洋直升机公司选调12架主力直升机和骨干人员组成抗震救灾飞行队，出色完成救援飞行任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0.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11.61%股权，完成收购后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成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8年6月，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有条件通过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暨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申请。

中信集团、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7月，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配发股票7.89亿股，募集资金约25亿港币。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首次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市场。

中信资源澳大利亚公司斥资9,973万澳元增持澳洲上市公司麦克阿瑟煤炭公司股权至20.39%，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信国安通信有限公司及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投资有限公司等17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信集团承包建设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主体育场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贡献。中信国安第一城在奥运会期间成功接待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总统等奥运贵宾。

2008年10月，中信集团、中信国安集团共同出资32.6亿元投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股49%，成为其最大股东。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就投资外汇期货合约形成潜在亏损发布公告，预计投资外汇期货合约亏损金额超过150亿港币。

2008年11月，中信集团和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成功私有化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完成私有化后中信集团持有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约70.32%股权。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增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至10.07%。

2008年12月，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高票通过中信泰富向中信集团发行可转换债及由中信集团承接部分外汇期货合约的方案。中信集团按每股8港币价格认购中信泰富约14.5亿股股票，完成认购后中信集团对其持股比例增至57.56%。中信集团按澳元兑美元汇率0.7水平承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约53亿澳元期货合约，中信泰富支付中信集团对价约91.6亿港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中信产业基金发起设立金额约60亿元的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2010年5月，中信集团启动整体上市。

2011年9月01日由山西太原钢铁集团与宝钢集团、中信金属公司、 鞍钢和首钢集团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功以19.5亿美元收购世界最大铌公司巴西矿冶（CBMM）15%的股权CBMM由巴西Moreira Salles家族控制，五大企业完成入股权后，该家族仍持有七成控股权。

2013年1月，中信集团控股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成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最大股东。

2013年4月，中信集团控股昆明贵重金属交易所，成为昆明贵重金属交易所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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