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十大最恐怖的文物
• 2、在唐朝发现的十面石鼓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 3、石鼓的介绍
• 4、初识石鼓
• 5、陈仓石鼓究竟是何宝物，为何有着“中华第一古物”之称？

中国十大最恐怖的文物

中国十大最恐怖的文物有：马王堆女尸、金缕玉衣、青铜神树、永宁寺泥塑人面像、王侯仪仗、凤凰山男尸、大禾人面纹方鼎、先秦石鼓、石湾窑黄炳塑素胎金丝猫、远古手机——石铲。

1、考古界的奇迹马王堆女尸

提到中国的古尸，马王堆女尸是名气最大的，女尸的名字叫辛追，生活在西汉时期，死亡时大约50岁，身高1.54米。考古人员发现辛追的时候，她被浸泡在20厘米高的无色防腐液体中，皮肤甚至还有弹性，肚子里还有138颗半没有消化完的甜瓜籽，陪葬的锅具中的藕片甚至还完好如初，可惜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些东西难以保。

有意思的是，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经请求我们把马王堆女尸的头发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被果断拒绝；后来日本民间研究机构提出花钱购买女尸头发做研究，再次被拒绝。因为一个民族的DNA相当重要，特别是距今2000多年的古人DNA，有可能会找到一些西汉古代疾病成因，如果被外人破解，会给我们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

2、长生不老的金缕玉衣

相传金缕玉衣能保持尸身千年不朽，是尊贵身份的象征，传说谁得到它谁就可能长生不老。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河北省一座古代墓葬群中，出土了这种传说中的宝物，金缕玉衣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面前。

多年以来，全国出土金缕玉衣有20多套，但是大多保全不完整，不过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就不同了，这套玉衣在2000多年后，还跟刚出土时一模一样，如此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世间罕有的珍品，所以出土后立即轰动世界。

不仅如此，整件玉衣的制作极其昂贵，相当于汉代500户中等家庭的收入总和，约等于1.5亿元人民币，它是用上千条金丝连缀2498片玉片，通过数百名玉石工匠之手历经5年才完成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件金缕玉衣中是所有玉衣中唯一一个带啤酒肚的，因为下葬时过于仓促把玉衣的前胸和屁股套反了，于是屁股跑到了肚子上。不过这个错误已经被发现和改正了，玉衣的曲线再次完美。

3、神话中的青铜神树

自从上古三大遗址之一的三星堆在四川广元被发现后，出土了许多非常贵重的文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青铜神树，因为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太阳神树“扶桑”的形象一致，所以间接证实了《山海经》并不是一本单纯的神话故事，它是一本有据可查的史书。

青铜神树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有三根大树枝，树枝最上方栖息着一只太阳神鸟，一共9只，年代为夏代晚期，遗址里最大的青铜神树将近4米高，树枝的下部倒悬着一条头朝下、尾在上的龙。

不过可惜的是，祖先们留下的青铜神树到底寓意着什么，我们尚不知道，不过它的发现可以让我们知晓几千年前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更可以大胆地猜测，山海经所描述是否就是被神化后的历史，或者说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虽然我们难以知道当时历史全部的真相，但是我们可以无限接近于真相。

4、微笑的永宁寺泥塑人面像

洛阳永宁寺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只不过毁于一场诡异的火灾。直到上世界70年代才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泥塑人面像。对于西方的《蒙娜丽莎》我一直没有领会她的微笑到底神秘在哪里，直到看见永宁寺残存泥塑人面像，我才知道这一抹微笑这多么的黯然销魂。

相比于西方的审美，北魏时期僧侣的微笑更加让人震撼，它是把美这一概念具象化，更多了一份威严贵气。让人不禁感叹古代雕塑艺术的精湛，而泥塑人面像头顶和脖颈下面的部分再也难以修复，想起来也有些悲哀。

5、古滇国传说中的王侯仪仗

战国时期，楚国组建了一支征服滇池地区的部队，后被秦国偷袭，伤亡惨重，只能在滇池地区修养，后来楚国灭亡，他们的将军建立了滇国。直到汉武帝出兵滇国，滇王拱手降汉，整个滇国的历史不到600年。

滇国留存下来的文物很少，王侯级别的仪仗礼器就更少了，他们的仪仗通常是用来表现军功的。仪仗要凝刻强烈的现场感，虽未见血光，但是古老的残酷气息却铺面而来，一支长矛上，绑着两人，吊在上面奉献给神灵，手足被缚并被牵拉的人像，因痛苦而躯体扭曲，看起来很是可怕。

6、凤凰山男尸

如果说马王堆女尸是考古界的奇迹的话，那么在荆州凤凰山出土的西汉不腐男尸，其保存程度也不差分毫。据说开馆的时候不仅毛发完整、肌肉完好，连各大关节都可以自由活动，连牙齿都没有脱落，让专家高呼超出了常理，如今这具千年不腐的西汉尸体和大量的陪葬品都保存在荆州博物馆，供人参观。其中，还发现一封写给阎王信件，大致意思：“墓主人去世后，会带着28个男仆、18个女婢、牛车和马车、以及大量马匹送给阎王，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职。”

7、大禾人面纹方鼎

大禾人面纹方鼎是用一个醒目的人面作正面纹饰，四周都雕刻着人脸图像，人面生动严肃，通身呈碧绿色，可能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这四张脸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观察着这个世界，面无表情，不悲不喜。因为耳垂下还有坠饰，所以推测是女性的容貌，还有人认为，方鼎上的人面纹饰与女权社会有关，人们将女人塑造成神明，说明当时该地区的统治者极有可能是个女人。

这种人面纹饰非常罕见，全世界上仅有一件。如今，这座商代的大禾人面纹方鼎被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里，静静地诉说着数千年前的沧桑往事。

8、先秦石鼓

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已经是国宝。到了现代故宫特地设了一个馆存放这十块石头，更是康有为倍加推崇的“中国第一古物”。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分别在十块石头上刻下了十首关于渔猎的诗，是我国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石鼓共有十块，每块高约一米半厘米，直径不到70厘米，也叫“岐阳石鼓”。

每块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歌颂征旅渔猎的四言诗。最开始，在唐代被发现时并不受当时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长满苔藓的破石头，直到唐代大家韩愈为此愤而写下长诗《石鼓歌》，人们才知道它的价值。

9、石湾窑黄炳塑素胎金丝猫

这不是现代技术，而是清代胎毛技法的工艺品，更是陶塑大家黄炳的得意之作。他利用泥胎烧成后的自然色呈金丝橘猫的毛色，把猫在抓老鼠前的瞬间神态雕塑得活灵活现，甚至连胡须都雕刻出来了。特别是黄炳所用的的“胎毛技法”在陶器表面用工具一点一点地雕琢出动物的皮毛。像这只猫的神态和肌肉走向，与真猫无异，让人难以分辨。

远古手机——石铲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距今近万年前石器时代的石铲，因为从外形上看，石铲上方的两个洞，正好对应手机的摄像头，并且长度和宽度与现代手机差不多，令很多人发生误会，所以叫它“古代手机”。说实话，只看外形实在与手机太过相似，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听说刚刚出土的时候，还引发了很大的误会，想想也有点可笑。

其实石铲是古代最原始农具，一般用来用于垦荒、翻地，还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在几千年前先民们经常用加热的石铲敷在身体上，以减轻务农所带来的的筋骨疼痛。

在唐朝发现的十面石鼓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石鼓是秦时制作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石墩，每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诗，鼓上的文字称为《石鼓文》，又因诗文是记叙秦国君田猎之事，又称《猎碣文》。《石鼓文》是金文与小篆之间的过渡书体，又称“籀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唐初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出土，石鼓文出土时，经过千余年的风雨，任日炙雨淋，野火焚烧，长满苔藓，部分文字已斑驳脱落，465字中有一半辨认不出。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曾前去临摹作拓。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时任国子学博士的韩愈向国子监祭酒建议，把秦石鼓移至太学作为讲学实物，并加以保护，却遭到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的拒绝。直至元和九年（公元814），郑余庆使人将石鼓迁入凤翔孔子庙，此时石鼓已丢失一面。后经战乱迁徙，石鼓不知被何人迁出孔子庙，踪影全无。北宋初年，凤翔知县司马池找到了失落的九面石鼓，安置在凤翔府学的门楼下。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向传师以一种叫“作原”的石鼓拓本为线索，千里寻觅，终于在秦岭的一个小村中，找回了那面丢失的石鼓。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下诏将十面石鼓迁至汴京，还命金匠把石鼓上的刻文填满黄金，移入保和殿收藏。“靖康之变”时，十面石鼓随其他珍贵文物被金军迁往燕京，其间石鼓破损严重。元大德年间，国子学教授虞集在淤泥草丛中发现被遗弃的十面石鼓，将石鼓移到国子学大成门内的石坛上，设置铁栅栏进行保护，此时鼓上只存386字。十面石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文仅存310余字。 石鼓文书体属大篆体系，又称籀文，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它对汉字体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使之布局更加优雅端庄，自然质朴，方正匀称，舒展大方。石鼓文十分注重文字结体的立体效果和线条的笔意意识，结字上下左右，高低疏密，错落奇逸，曲尽变化。笔力气象森严，壮可扛鼎，圆润凝重，开小篆之先河。 这十面好像来自天外的圆鼓，今人对它的文字和形体依然有许多解不开的谜。石鼓文的书法艺术，为后来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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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的介绍

石鼓（Shi-ku，Stone Drum）又称陈仓石鼓，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公元627年，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 《猎碣》 。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创下中国文物史上的奇迹。韩愈著有《石鼓歌》。其真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而石鼓发现地宝鸡有中华石鼓园、石鼓阁。

初识石鼓

中国文化艺术节的会徽图案是石鼓鼓面上放一只五指散开的人手。我认为寓意深刻，伟大的中华民族巨手捧着石鼓，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标志之一的石鼓竟经沧桑风雨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要说故石鼓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了。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上就有石鼓的碑石记载，《耀州志》第455页“石鼓文碑”条款下记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刻立，石碑共有四块，分为序、文、音释、歌颂以及左重耀集柳公权书法所撰写《石鼓文铭》五部分。《序》为耀州知州唐翰辅所撰，略谓石鼓文抄本系左佩玄家藏，得之于苏文忠公（苏轼）。据专家考证，国内保存字十最多的《石鼓文》即为药王山所藏的石鼓文。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陕西日报》周末版多次刊载了汉中市政协尹博灵的文章。尹博灵在药王山住了一周，经过反复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药王山石鼓文碑，重新拓印送南京专家审阅，获得承认，他的研究石鼓文的书终于得到南京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后被日本人以5 万元购买了其书版权。终成一家之言。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陕西凤翔府天兴（即陈仓）三畴原出土了十个鼓形石，这就是著名的亘古未有的石鼓。石鼓上刻有籀文（大篆）四言诗，每块十句为一组。发现时已残缺不全，其内容和刻石的年代众说纷纭。周宣王太史籀曾对金文进行了改造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叫“籀文”，俗称“蝌蚪文”。石鼓文是后世流传字数保存比较多且完整的书法遗迹。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唐人张怀权认为 是周宣王打猎大狩所作，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韦应物在《石鼓歌》中写到：

韩愈在石鼓文中写到：

宋朝人董适、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所作。宋朝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中设了三个疑点，但不认为是周宣完王时期史籀所作。他所见时仅485字，后人所见则更少。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是先秦的产物，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金人马定国认为是北朝时期的产物，叙述当时贵族驻跸游猎生活。近代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的产物，与韦应物、韩愈的说法相差不大。公元前765年至公元前761年与周旋王时期相差17年。马衡认为是秦穆公时所刻，即公元前657年至公元前621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断言，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刻，也就是 公元前70年，立于三畴原。距周宣王更近，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时大手笔。请乾隆十五年下令摹勒石鼓十枚，和原物一样，放置辟雍即现在北京雍和宫、国子监内以便人们拓印。于是石鼓文拓片有新旧两种。石鼓文拓片唐代就有，但没有留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文拓片被民国时秦文锦出售给日本东京何井全卢氏。社会上流 传的早期拓片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天一阁存藏的北宋拓片有422字，为国内字数最多。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师法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石鼓共有十只，每只高2尺，直径1尺多，形象似鼓，上细下粗，顶微圆，光为碣壮，铭文中多言渔猎事，故称《猎碣》，以籀文刻十首，一组四言诗，其字多有磨灭，第九鼓已无一字，其书法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严谨工整，善用中锋，笔画粗细，基本一致，有结构对称平整，有的参差不齐，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左右上下的堰仰关系，笔力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堪称别举奇彩和独具风神。康有为称其为“如金田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彩。其书法是大篆向小篆过度时期的文字。”吴大澄、吴昌硕皆的字源于此。

贞观元年，陕西宝鸡三畴原出土了十只石鼓，当时的凤翔府太守朱庆馀移到凤翔孔庙内保存。石鼓第一次被官家收藏，人们无意中发现 这个体形庞大，直径一尺的十个鼓，其形鼓圆而见方，上小下大，中间微突，惊奇的是鼓上可刻有文字，十个鼓无一例外，没有人能看懂，每个鼓刻的字数不等，每个鼓上的字二寸见方，风格独特，不象西周金文，也不象秦小篆那么规范，字体开朗，圆润工整，是稀世之物。金石学家称石鼓文属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是是小篆。这些字已2700多年 ，展现了秦统一中国前一段为人所不知的历史，石鼓走进凤翔文庙90年后，唐朝地方政权分裂中形成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战火中石鼓散落于民间，让人醉心的石鼓不见了，对石鼓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仅见到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读诗时读到唐朝大文豪韩愈的《石鼓歌》引起了他的兴趣，下达圣旨，决心找到前朝遗失的石鼓。北宋有一官员司马池历时几年走便各地终于在陕西关中找回了九只石鼓，而不是十只，惟独唐代收藏的“乍原鼓”下落不明。于是，宋仁宗张榜天下悬赏寻找。北宋时有一名金石学家向传师研究太师石鼓文拓片时发现了“乍原鼓”的拓片，找到了太师拓片的出处。原来石鼓散落后被太师收藏，拓片正是出自那里，于是，他找朋友打探太师的下落。终于得知太师远居关中，立即备马出发，马不亭蹄直奔关中。感到太师的村庄后，但太师半年前全家死亡于一场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传染把太师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了。随后他住在这个房子附近继续寻找。向传师投宿的人家是屠户，第二天他起身时听见屠户“锵锵”的磨刀声，当他看到后院的磨刀石时，他惊呆了。原来那块磨刀石就是他日思暮想的“乍原鼓”。作了磨刀石的“乍原鼓”已经是面目全非，被乡民削胯为石臼用来舂米，诗句只剩四个字，向传师和屠户讨价还价，最终是向传师的一封信被凤翔府收到，于是，向传师和“乍原鼓”被接到凤翔府，在送往朝廷。向传师寻找石鼓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获得一整套石鼓的拓片，这时已是北宋全佑四年（公元1052年）。距石鼓丢失的公元814年已经238年了。“乍原鼓”被送往朝廷后，宋徽宗是有名的书画皇帝和金石诳，临摹 石鼓文后为石鼓作了一件好事情，那就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用黄金填注了石鼓文，阻止了皇亲国戚继续临摹，减少石鼓的人为磨损和自然风化，起到了保护作用。

公元1125年，金兵打进卞京，在“靖康之边”时，徽、钦二宗被金兵虏去，押解北方荒漠囚禁，石鼓被运到了燕京。可以想象，被徽、钦二宗装饰的金碧辉煌的石鼓肯定被金人视为宝物，千里迢迢运到燕京后，可是金人不识石鼓的价值，只是剔取了石鼓文里的黄金，石鼓被赤裸裸的丢弃。

发现和再次发现收集石鼓的人叫虞集，是北京国子监的教授。他发现石鼓是公元1300年以后的事情。石鼓从宋朝丢失到再次发现整整过了200年，再次发现的深陷在泥潭中。虞集派人把十个石鼓先后挖出，放在国子监院内。这时石鼓已是伤痕累累。伤痕记录了石鼓的不平凡历程和命运，几经坎坷，找到了归宿。保存在国子监的石鼓由北京市政府保管。由于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北京市政府提出由故宫博物院保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欣然接受。“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石鼓的安全，十个石鼓随第四批文物一起运到上海，保管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石鼓暂时有了安身之处。在南京保管了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告急，石鼓再次迁往娥眉。搬迁途中车行到湖南酉阳县24公里的高坎子的地方，车子开得很急，翻入深谷中，押运人员那志良折箱查看时，石鼓安然无恙。这些记载在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有详细记载，石鼓之字刻于石鼓皮上，装箱时石鼓皮与石鼓体分离，有嘭嘭之声。如果石鼓皮脱落了，只有石心，石鼓的价值就没有了。装运时用高丽纸嵌入字槽，待干后石鼓皮上的字紧紧贴在石身上，处理好后在装箱每个石鼓包两层棉被子，用麻绳捆扎棉被子，把捆扎好的石鼓放在原木板箱内，四周用稻草塞实，箱外用铁皮捆扎，保证石鼓安全，经历了磨难石鼓终于回到南京。抗战胜利后，石鼓北归，一路畅通，回到北京，是石鼓经历了南迁，西去，东返北归，历时十几年的旅程，终于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1956年展出，使人们见到了身系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国宝。

写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陈仓石鼓究竟是何宝物，为何有着“中华第一古物”之称？

2017年，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了一档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节目邀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担任“国宝守护人”，为大家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第一期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第三件国宝，由梁家辉担任“国宝守护人”。它就是陈仓石鼓。

在守护国宝时，梁家辉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看一个民族有多伟大，就得看它的文字，很多国家的文字都已经灭亡了，但是汉字的生命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我们每天都使用文字，不会觉得它有多伟大，可是中国方言那么多，如果没有文字，该怎么交流。人在他们面前真的很渺小，但是为了它，人又可以是非常的伟大。”

陈仓石鼓上所记录的，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刻诗文。

陈仓石鼓发现于627年。

627年，正是唐朝贞观元年。当年，一名牧羊的老人，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坡发现了10面馒头状的花岗岩石体。花岗岩石体形状像鼓，上窄下大，圆而见方，高二尺，直径一尺多，被称为石鼓。由于发现地是在陈仓，又被称为陈仓石鼓。

陈仓石鼓最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上面刻着当时谁也看不懂的文字。后来，经过专家考证，证明上面的文字是一种由大篆向小篆过度的文字，后被人称为“籀文”，或“石鼓文”。所记录的内容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渔猎之事。

人们根据陈仓石鼓上面的文字，将10个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

陈仓石鼓有着一段颠沛流离的传奇故事。

755年，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的长子李亨逃亡到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境内）时，听说了陈仓石鼓的事情，感到好奇，便让地方官员将陈仓石鼓全部运下山来，送到雍城。李亨获得了陈仓石鼓后，如获至宝，一有空就和文武官员一起来研究、把玩石鼓上的文字。

可是，没过多久，叛军就追赶到雍城附近。李亨无法抵挡叛军的攻势，便打算撤退。他不愿意陈仓石鼓落到叛军的手里，在撤退前将它们全部埋到城外的荒野地里，对外则宣称陈仓石鼓全部损毁丢失了。

陈仓石鼓的第二次露面，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

806年，陕西的地方官员，通过以前留下的资料，请人将陈仓石鼓挖掘出来，重见天日。可是，地方官员并没有对陈仓石鼓进行妥善保护。

韩愈听说这件事后，专门上书朝廷，请求将陈仓石鼓转移到都城的太学府内妥善保管，并派人对石鼓上的文字进行研究。可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晚唐皇帝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来做这些文物保护工作。直到814年，曾经两次拜相的一代名臣郑余庆发现韩愈的上书后，再次进行呼吁，这才让陈仓石鼓送到了当地的孔庙里。可是，这时候10面陈仓石鼓只剩了9面，其中的乍原石鼓丢失了。

可惜的是，唐朝末年，群雄并起，战火重燃。保存陈仓石鼓的孔庙被焚毁后，9面陈仓石鼓全部被人盗走，再次“人间蒸发”。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进入一个比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北宋初年，凤翔知府司马池经过一番艰难地寻找，居然找到了9面陈仓石鼓。然而，没有乍原石鼓，陈仓石鼓就是不完整的。司马池心急之下，派人仿造了1面乍原石鼓。宋仁宗喜出望外，对司马池进行了嘉奖。

可是，当宋仁宗见到10面陈仓石鼓后，很容易就发现了仿造的乍原石鼓，对司马池进行了问罪。

对了，司马池有一个儿子，叫司马光。

幸运的是，1052年，北宋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关中一家村民家里，发现了乍原石鼓。几百年间，乍原石鼓被用作舂米臼、磨刀石，上面的文字被磨去了大半，损毁严重。

好在10面陈仓石鼓终于“团圆”了。

北宋末年，宋徽宗下令将陈仓石鼓运到都城开封，命金匠在石鼓的刻文上浇涛黄金，收藏在皇宫里。然而，当“靖康之变”后，金军攻入开封，将陈仓石鼓掠走。金国人不懂陈仓石鼓的价值，将鼓上黄金刮下后，扔到了中都（北京）大兴县，不闻不问。

此后，在元朝、明朝、清朝，陈仓石鼓一直留在北京。抗战期间，陈仓石鼓曾经被运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陈仓石鼓被送回北京。如今，陈仓石鼓早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经历，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鼓馆。

清末民初，康有为曾经将陈仓石鼓称为“中华第一古物”。《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邀请9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评选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陈仓石鼓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