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十大传统女性 论文
- 2、中国古代女性文化小论文
- 3、有关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论文
- 4、中国传统文化概述论文3000字
中国十大传统女性 论文
不是一成不变，但是自妇德产生伊始，贞顺节义逐渐为人们（主要是男人）所认同，且日渐占据上风。
《列女传》作为一部古时候女子出嫁前必读书目之一，该书收录了上古乃至秦汉时期杰出妇女的事迹，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7篇，每篇15传，共105人。这105人成为后世历代女子学习的榜样，贞顺节义逐渐成为束缚女子的枷锁。《女戒》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女性道德教科书，提出了女性生存的重要行为法则――男尊女卑，使女性角色奴化；中国女性的自信心从此受到严格打击，女性也从社会大舞台上逐渐被排挤出去。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因婆婆不满而被休回娘家，原本恩爱夫妻惨遭分离。《女诫》的作者班昭所生活的年代与《孔雀东南飞》故事的时代相去不远，班昭对于刘兰芝经历的生活深有感触，她自己自述中提到，她从14岁加到曹家，四十多年里，一直“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女子婚后的生活十分无助，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同时还要担心受怕，一怕丈夫不喜欢自己，二怕公婆不满意自己，班昭通过《女诫》教导中国传统女性在家中必须做到恭敬、顺从、谦顺。
中国古代女性文化小论文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回答者： 日月花公主 - 魔法学徒 一级 11-6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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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女性美和文化
青年演员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美女的评价大抵是身材雕浮玲珑，面部轮廓立体，大眼睛双眼皮几项，这些很大程度上是西化了的审美观，比如在汉代以前就很少见到对女性身材的描绘，基本上以面部描写充斥字里行间，写体态也是从衣饰姿态来衬托。眼睛是面部审美的核心所在，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个“倩”字道尽了女性眼神的魅力。
翻阅历代的工笔仕女画册，有一对细长的竖起的凤眼（即外眼角上飞）基本上是华夏画中美眉共同的特征。五官搭配上讲求精致，比如嘴唇：今天是以厚而丰满的嘴唇为性感，但在古代正好相反，樱桃口才是人们所疯狂的，那时的女孩子不仅不涂上满嘴的口红，而且还故意只涂唇中部的一点，以产生小口的错觉。
有趣的是，在历代仕女图上所画的美女，基本上都是单眼皮，而且面部扁平。大概是当时汉族的华夏血统还比较纯粹的原因吧（大眼睛、双眼皮和南方越人血统的加入有关）。而且汉人传统脸形是喜欢圆脸的，到了后来才刀条脸一统江山。
今天的人对女性总喜欢强调身材，以“三围”为标度，三围者，胸、腰、臀三分天下各有其一。在此三者中，古人对腰最为重视，直接描写也最多，粗腰美其名曰“小蛮腰”；细腰美其曰“杨柳腰”。西元前6世纪就有楚灵王偏爱细腰女子的典故了；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赋》中，对那位漂亮的“东家之子”也有“腰如束素”的描写。不过腰身不仅要纤细，而且更重要的是姿态上要轻盈灵活，走动时才能摇曳生姿，具有“曲线玲珑”之美。
古代的人对女性的胸围要求相对不高，对拥有一双丰满隆起的大乳的女性也颇不以为然。其实，古代男子欣赏的女性乳房是恰堪一握的丁香乳。至于臀，古人似乎要难以启齿一些，其实中国古代也是崇尚臀部丰满的，但受礼法拘束不便明言。（一般来说，只有崇尚暴力的民族喜欢瘦削的窄臀，这是题外话）
宋代以前，汉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是跪坐在席上的，由此形成的今天大和民族的“大根腿”，早已举世闻名，而以前的华夏是否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不过汉族传统对女性的腿的欣赏一直处于隐蔽地位，远不如女子的脚的地位突出，恋足的小巧式审美发展到极端—自南唐开始，汉族出现了缠足的习俗，缠足的真正原因，许多人只含混的解释说是欣赏脚小之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臀围的一种变星—它可以束缚血液不流向下肢，迫其集中在中间地带，使臀部硕大丰满，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审美。《镜花缘》里藉吴之和之口反对缠足时说“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其实点中了问题的要害。
到了唐朝，物质产品丰富。额宽、脸圆、体肥成为美女的标准，还有一种独特的的崇尚鹰勾鼻的风气（可以参看昭陵的石雕）。唐人以“肥”为美（注：在古语里称呼肥胖为肥不为胖，就像本来“身”也不是身体的含义一样），但这种“肥”与今天的脂肪过剩、大腹便便的臃肿虚胖毫不相干，而是一种骨骼均匀、肌肉结实的美，让女人充分展现出东方的华贵之美。
唐朝风气也很开放，以穿著暴露为时尚，服饰流行低胸半裸装、单层丝绸罗纱的时髦装束，甚至一度崇尚裸体。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唐朝壁画来看，那时候侍女甚至有全裸的。敦煌词中有记载如：“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云谣集。风归云》）
这样过度的风气在唐以前还没有过，可能是与唐朝盛行佛教有关，也可能是与“胡风”有关，就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不过总体来看，古代的汉族对性的禁忌很少，所以才会两千多年来一直穿开裆裤。这个风气开始转变是在宋朝，很大程度上和游牧民族的入侵有关系，汉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子不得不如此，再加上理学兴起推波助澜，从此女子开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保守的风气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气铿锵、朴素简约和细腻柔美是汉族文化的两面。安史之乱是汉族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贵族家族消失了（这个归根结底和中国的封建历史实在是太长了有关），在此之后前一面逐渐失落，而另一面却畸形繁荣，甚至发展到病态的地步，比如明清一代的工艺美术、建筑陈设都是以装饰雕花之艳丽、繁缛闻名的。又以书法为例，书法本分碑体和帖体，但唐以后，古朴遒劲的碑体就逐渐衰落，而软性的帖体则大行于世。
这些转变大概在宋朝就开始了。入元，蒙古人在中原有效折腾了100年，几乎造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断档，残酷的屠杀和精神上的空前失落，只使宗教前所未有的盛行。到了明朝，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大部分都已经失传，虽然明王朝的统治者也曾经试图找回一些传统，但那些文化底蕴并不深的朱明皇族大部分都没有能重新找回来（无它，中国真正的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唐后就消灭了），有的甚至还恶化了。
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提起中国文化，基本上想起来的就是京剧、旗袍、功夫、花瓷、年画、八仙桌、曲艺之类的，这些都是明清的遗产，真正的汉唐文化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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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 偶然伤心了 - 举人 五级 11-13 16:58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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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贵妃
王昭君�
�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昭君和番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两千年来，经过许许多多戏曲家、小说家、诗人的不断生发改造，这一故事变得十凄怨和迷离，具有了多重面目和相去甚远的含义。�
将昭君的悲剧归罪于画工毛延寿，晋人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为始作俑者：��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至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按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
在各种传说中，也有说在和亲前毛延寿索贿陷害事即已败露，毛惧罪逃入匈奴，献上昭君画像，单于倚势向汉君强索昭君，元帝乃不得已忍痛割爱，送昭君出塞。昭君的结局，有说其哀怨愁闷，抑郁而终的，也有说其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再嫁饮药自尽的。宋以后强调贞洁，《汉宫秋》则让她在汉番交界处投江自尽。现代人扬弃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则从增进民族团结的角度去认识这一故事，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了不起的女性，曹禺先生的名剧《王昭君》，就是从这一角度去立意的。�
古代诗人也曾从不同角度去诠释昭君的悲剧。《红楼梦》第64回薛宝钗论诗就说过：“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又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各出己见，不袭前人。”�
王昭君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范晔《后汉书》有如下记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南匈奴传》)�
�昭君为南郡秭归人，与大诗人屈原同里，她出身“良家子”，为出身清白的平民，并非知府或御史大夫之类豪门。入宫之后，她未得召幸，尚未有级别，只是待诏掖庭的普通宫女，她被稀里糊涂地赐给呼韩邪单于时方光耀汉庭，可是这时汉元帝后悔已晚，只好如约行事，成就这美艳凄惋的千古美事，使这一民族团结的使者永垂史册。�
经过卫青、霍去病的征讨，匈奴的力量大衰，昭君和番，是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庭主动请求的结果，不存在胁迫问题。昭君入胡后，被封为宁胡阏氏，生一子曰伊屠智牙师。婚后的第二年，呼韩邪即过世，按照胡人习惯，单于大阏氏之子继位的复株累单于要娶她，昭君要求返回故国，汉成帝顾全大局敕令她学从胡俗，于是她又成为继任单于的阏氏。其后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须卜居次，一个叫当于居次。十年之后，复株累单于也死了，昭君之子在争位斗争中牺牲，卜须居次在王莽当政时曾到汉宫入待太后，王莽失败后也受株累而死。昭君卒于何年，则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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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
�随着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貂蝉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唐李长吉诗《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乎就有貂蝉的影子。到了现代，人们又把她炒成“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知名度似乎并不比《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曹操、关羽和诸葛亮低多少。然而，历史上到底有无貂蝉其人呢?�
按，貂蝉之名并不见于史鉴。《后汉书·吕布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尝小失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私通，益不自安。”从这一记载里，可以看到貂蝉的影子——董卓的一位侍妾，而董卓与吕布的怨隙，也是因女人而引起，《三国演义》“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就是因此生发出来的。在这里，“侍婢”仅仅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谈不上什么品格。后来，经过人民群众和许多艺术家的创造，这一“侍婢”才变成光彩夺目的貂蝉女形象。�
也有学者认为貂蝉实有其人的，梁章钜就是一个代表。在《归田琐记》中，他说：“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而到了 《小栖霞说稗》，他则肯定“是蝉固实有其人”。�
三国英雄的故事在他们的身后就开始进入民间，貂蝉故事的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元代杂剧中貂蝉戏已经形成一个系列，《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搬演的都是貂蝉的故事。在《锦云堂》剧中，貂蝉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灵帝时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名“貂蝉”。后来皇帝把她赐予了并州刺史丁建阳，建阳将其配给了义子吕布。在黄巾之乱中，貂蝉与吕布相失，而为王允所得。貂蝉后来在花园烧香，祷�吕布，为王允发觉，因此密议，订出连环记。在宋元讲史中，貂蝉也是吕布之妻，失散后流落到王允府中。�
《白门楼》和《斩貂蝉》的故事，则明显看出封建落后意识的影响。白门楼吕布被擒本来是咎由自取，然该戏却要让貂蝉对吕布的失败负责，居然让她在受到痛骂之后被处死。《关公月下斩貂蝉》则写吕布失败后，曹操别有用心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为了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关羽竟将她斩于月下。连董卓、吕布的覆亡也要貂蝉负责，头脑何其冬烘乃耳!近人周剑云撰《论斩貂蝉》专辨其事：�
�“貂蝉无可责之罪，吕布亦非可责貂蝉之人……彼三姓家奴，人品去貂蝉远甚，貂蝉不骂吕布足矣，布有何辞责骂貂蝉乎?若关公者，熟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敢谓关公圣人，必不为此杀风景事!”��
说得可谓痛快。�
自今日视之“女人祸水”论固然冬烘可恶，“女人救国”论亦不足为训。故貂蝉的结局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罗贯中固然把貂蝉写得光彩照人，但董卓死后他与吕布“夫唱妇随”，就变得平庸起来，下邳鏖兵她与严氏一起鼠目寸光，拖吕布的后腿，前后判若两人。《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董卓被诛后让貂蝉悄然隐去——“貂蝉已随清风去”，这一奇女子的命运到底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这也许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
西施�
西施，中国出名最早、影响最大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名声，与吴越春秋、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沼吴复仇联系在一起；伍子胥忠贞被谗、伯嚭(pǐ)奸佞亡国，与“女色祸水”的信条联系在一起；与巾帼报国、与红颜薄命、与浣女范郎的悲喜姻缘联系在一起；与“西子捧心”、“东施效颦”、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联系在一起……比起其它“美女”来，它身上负载着更多的历史文化负荷。�
西子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到底如何呢?�
先秦诸子中最早提及西施的是《管子》：“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西施病心而矉(pín，即颦字)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这就是“东施效颦”成语的来源。《孟子》中也有“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的话。《韩非子》亦云：“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看来，西施确实是先秦时代的一位知名度极高的美女，不过，与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她并未与吴、越争霸的政治军事斗争发生关系，而且，管仲比勾践灭吴还早二百多年呢。�
《左传》和《国语》等先秦史传，都提到了勾践向吴王献美女之事，但并未提及西施其人。西汉时代的《史记》也是如此。在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陆贾的《新语》及《淮南子》中，西施也仅仅是作为美女出现。�
只有《墨子·亲士》篇提到，西施因为太美，结果被沉入江中，可见“太盛难守”云。�
最早把西施与吴越争霸联系起来的是东汉时的两部野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在《吴越春秋》中，文种向越王献破吴九术，其四为“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勾践“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hú)，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越绝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不过西施的结局却迥异。前者说，亡吴后，越人认为这尤物是祸根留不得，把她沉于江中，算是对被吴王杀害的鸱(chī)夷子也即伍子胥的祭奠，这是一个残酷的悲剧。后者则让她与范蠡结为伴侣，泛五湖而去，以喜剧而告终。后世关于西施的种种故事和传说，率多由此生发开来的。�
魏晋以后，在文人笔下，在民众的口中西施的故事进入了酝酿、发酵、增饰的阶段，这在志怪、拾遗小说中都有反映。唐、宋诗词中出现了大量的以西施为吟咏对象的篇章。其主题，多咏叹红颜薄命或谴责女人祸水、美色亡国，倒不如歌咏王昭君的诗多出新意。比如王维的《西施咏》：“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五美吟》中还翻此诗意：“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其实二者都无多少可道的深意。当然也有不乏卓见之作。如晚唐崔道融《西施滩》：“宰5，7喜〖KG-*3否5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它们都是较为突出的。�
对西施故事的再创作，杂剧传奇最为充分。元代，关汉卿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赵明远有《陶朱公范蠡归湖》，可惜今天我们只能从《录鬼簿》中看到这两出剧目，其内容，也只好根据剧目及有关评介来推测了。西施故事的集大成者，当推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
《浣纱记》充分地占有了有关吴越争霸与西施故事的种种资料，细加区别整合，编织成了一部45出的戏剧故事，以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贯串了吴越两国的兴亡历史，因为西施和范蠡初次见面时以一缕浣纱作为定情之物，故剧名《浣纱记》。与前人不同的是，该传奇将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爱情服从爱国，开始是牺牲割爱，最后在爱国主义的实现中使个人爱情也得到了实现。第3出“迎施”中，范蠡向西施表示歉意说：“为君父有难，拘留异邦，有背深盟，实切惶愧。”西施反安慰他：“尊官拘系，贱妾尽知，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后来范蠡要西施入吴，西施表示犹豫，范蠡又劝她：“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你和我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故《浣纱记》看似爱情故事，实则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
《浣纱记》之后，出了本《倒纱记》，结尾写范蠡要把西施沉入太湖，西施骂他背离海誓山盟，而范则反唇相讥，要她对吴王屠戮功臣、荒淫无度和国破家亡负责。这样的翻案文章，自今日视之，有点无聊了。�
杨贵妃�
杨贵妃的故事是近些年被炒得发烫的题材，通过影视传媒接受启蒙的年青一代，满头满脑子的杨妃、慈禧和武则天的故事。杨、李故事的起初面貌如何，它的演变过程以及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认识，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杨贵妃，小字玉环，唐蒲州永济(今山西永乐)人。父杨玄琰，做过蜀州司户，死得很早，依其叔河南府士曹杨玄璬。唐玄宗开元3年，他被选入皇子寿王李瑁邸被册为寿王妃。开元4年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死了，“后宫数千，无当意者”，讨好者向他透露，他的那位儿媳妇“姿色冠代”。开元8年10月，唐玄宗幸骊山温泉，就让她出家当了道士，号曰太真。为李瑁重娶个媳妇，暗暗地将玉环纳入宫中。《旧唐书》称：“太真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白香山《长恨歌》云：“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寝无容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时，玉环岁，唐玄宗已经56岁。天宝4年，玉环册为贵妃，一直到14年她缢死马嵬，她都是这个名号，故后世称其为“杨贵妃”。�
杨妃被宠，正是玄宗后期大踏步走向腐败的时期。宫中仅“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她的家族，则“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兄弟不必说，杨妃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移宫室，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闳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一次五家夜游，与广平公主的骑从在出西市门时发生争执，杨氏家奴挥舞马鞭打着公主衣服，公主掉下马来，驸马薛昌裔去扶公主，也遭鞭打。事后公主到玄宗 跟前泣诉，玄宗虽然杀了杨氏家奴，但驸马也被免了官。�
得到了倾城倾国的美人，唐玄宗尽情地挥霍与享受，政事全权交给了奸相杨国忠。在歌舞升平的掩盖下腐败也积累到了极限，终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叛军如入无人之境，潼关陷落后，唐玄宗甩下百官和百姓，带着杨氏兄妹逃离长安。勉强到了马嵬驿，羽林军哗变，杀了杨国忠，之后，六军不散，唐玄宗不得已，只好忍痛割爱，将杨贵妃缢死在佛堂。�
安史之乱，生灵涂炭。一直到七年之后，玄宗的孙子代宗广德元年，杜甫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方基本平息。唐帝国一落千丈，它使经历过往日辉煌的人们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不禁感慨嘘唏，乃致痛苦流涕。杜工部绝句《江南逢李龟年》正因为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感受，所以才动人。没有体验过沧桑感的年青人对这首诗是无动于衷的。再者，玄宗幸蜀后做了太上皇成了历史的弃儿，重返长安后他更成了“多余的人”，何况这位风流天子毕竟是开元盛世的创造者，所以她与杨贵妃的悲剧在时过境迁之后又会引起人们的同情，至少，在人们议论和回忆的时候多了些感慨而少了些批判。所以，就在玄宗的生前和身后，他和杨妃的故事就开始流传开来，距离最近而又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陈鸿的《长恨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它们对玄宗“倾城倾国”既有批评，更多的是同情和歌咏。“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凄惋缠绵，一唱三叹，读来令人动容。临邛方土“为感君王展转思”“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终于引出了“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故事，成了爱情主题的一般歌咏。唐明皇和杨贵妃也开始了他们的角色转换。�
中唐以来，李杨故事一直是热门题材。唐人笔记《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宋人的《杨太真外传》，对这一故事不断地予以渲染。至迟在宋、金时代，这一事故开始搬上了舞台。元杂剧的名家都写过明皇太真故事。比较著名的有：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明代传奇写李、杨故事亦不乏其人，其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清初洪曻的《长生殿》。在《长生殿》中，李、杨完成了他们角色转换，作者在歌咏这一旖旎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寄寓了自己的亡国之痛。�
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妃的故事在日本的影响不亚于中国。有一种传说是杨妃当年并没有死，她被偷天换日地保护了下来，后来东渡到了日本，得终其天年。“忽闻海上有仙山”——自徐福以来，人们不都是把那蓬莱、方丈、瀛洲，把扶桑日出之处，当作神仙的乐园吗?在日本，有杨妃像、杨妃墓、杨妃庙塔多处。在受盛唐文化哺育过的日本国民的心目中，杨妃身上散射着那一文化的神圣光环，而杨妃故事实质上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道美丽的彩虹。
此外:
西施是大脚，所以她的裙子都很长，就在腰间佩戴一串摇铃，走路时不仅没有脚板声，反而因为铃声，倒更增添了几分女性的妩媚。
杨玉环有狐臭，必须一天洗几个花粉浴才能减少狐臭的影响。且他很胖!!!
貂禅耳朵太小，所以戴一对大大的耳环，使美貌与耳朵对称。
王昭君是斜肩膀，所以她喜欢穿斗篷。你们可以看到王昭君的画像都是披着斗篷
参考资料：;fid=1352thread=9366date=20041103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论文3000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
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
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