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 2、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的共同点都是什么？
• 3、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传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 4、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 5、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扩展资料：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商鞅变法

百度百科-无为而治

百度百科-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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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的共同点都是什么？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起司法案件，都是公平正义的足迹。如果让你选择，你会挑出哪些案件代表2021年的法治记忆？也许，过亿投票评出的结果，恰与你的印象重叠。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本次活动对全国法院审结的40个典型案例展开网络投票，共收到网民投票1.2亿张。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并综合网民投票结果，最终评选出了“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及“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提名案件”。这些案件之所以脱颖而出，只因它们都契合着天理、国法、人情的脉搏——这是百姓身边最具体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让违背人类共同价值、伤害人民感情的罪行不仅受法律严惩，更被公义唾弃。2020年6月，宁静的喀喇昆仑高原回荡着信仰的声音。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官兵，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挑衅展开殊死搏斗。祁发宝身受重伤，四名战友以身殉国。事件曝光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无数同胞在“泪目”中哽咽。然而，微博博主“辣笔小球”歪曲英雄事迹、诋毁爱国精神，引发极大愤慨。最终，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这起“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在法律领域竖起纪念人民英雄的丰碑，更用回击挑衅的坚定向英烈致敬。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棒的法律故事都有着相同的主题：“治愈”。在“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中，被告人杨光毅被依法判处死刑，司法裁判与百姓心中的正义感形成共振。凶手的下场充分昭示，美好不容碰触，伤痛不容轻忽，罪恶不容饶恕，底线不容亵渎。在“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中，最高法院对种子交易行为是否侵权一槌定音，轻柔递上一缕维护种源安全的法律抚慰。在“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中，为预防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可能遭遇的灭顶之灾，紧急叫停水电站建设，人民法院用胜过无数文件的案例说明，在中国青山更胜金银。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案例也是“生态治理”，它们治愈了人心，回归了“天理”。

公平正义，是用行动表明一旦丧失为民初心，权力和金钱如同幽灵般的苍白无力。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成为迄今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2021年1月，法院依法对其执行死刑。巨贪的轰然倒塌，引来一片拍手称快。

国法之可敬，因为它关乎公共利益；国法之可畏，在于它能让最肆无忌惮的罪行战栗，让最自鸣得意的狡诈忏悔。在“‘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中，98名被告人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重刑率达40%。曾自认为可以逍遥法外的犯罪团伙切身感到，地图上的国境线，不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边界。在“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中，天平的一头是年报虚增货币资金以百亿计的上市公司，另一头是5.2万名无辜遭受“腰斩”之痛的股民。24.59亿元的“天价”判决喻示，股市不是围猎场，最大规模的财务造假之“罪”，必须要用史上最高的赔偿金额赎清。大国之大，必有大国之法，再大的权力与利益在人民的法律面前，都必须保持谦卑。

公平正义，是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柔情，成为应和时代心跳的司法旋律。在“刷脸”成为“通行证”的年代，人脸信息究竟是公民有权说不的隐私，还是动物园可以以效率为由主动采集的资源，我的脸究竟谁说了算？法院判决园方赔偿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删除原告面部特征及指纹识别信息。数字经济在时代高速路上行驶时，必须关注消费者信息权这一“限速提示”。

法律至上，但并不高高在上。在“民法典‘自甘风险’适用第一案”中，七旬老人在羽毛球比赛中受伤，引发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在庭审实践中首次应用。一份全部驳回的判决与胎儿继承权、高空抛物责任、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等热词一道，成为民法典点亮生活的“触点”。而在“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中，为对因错案被羁押五千多个日夜的吴春红进行补偿，将原68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重点聚焦“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损害赔偿，在人道考量中彰显法治分量。这些案例显示，法理不“忘情”无损其威严，更在群众信服中增添力量。

天理、国法、人情。在公平正义的三重奏中，十起案例勾勒出法治进步的节律。这在群众心中渗流的鼓点，正前所未有地轻盈。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苏航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传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依法治国实践的生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个案的公正审判更是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抽象的法”无处不在，是一堂堂珍贵的法治公开课。1月22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对外公布，获评的十例案件用司法温度凝结人民法院智慧，用司法力量回应社会公众关切，用司法权威坚守法律红线，用司法故事讲述法治中国进程。这些“小缩影”蕴含着“大能量”，唱响了新征程中国法治声音的新诗篇。

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每一个司法案例都是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情感纽带。正义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判决要经得起人民和时间的检验。“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的公正审理，正是司法机关勇于亮剑，严明底线，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回应社会公众朴素的正义观是非观的有力体现。

顺应时代新要求，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党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人民法院通过个案的审理，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回应，主动拥抱新形势、新任务，准确释法说理，切实发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关键作用。“人脸识别第一案”“民法典‘自甘风险’适用第一案”的及时审理，顺应了新时代要求，切实实现了人民群众诉求有回应，需求有落实，期待有反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牢记“国之大者”，服务大局步履坚实。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司法案件的公正审判，是中国新时代发展征程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人民法院通过个案的审判，主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保障“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赖小民贪污、受贿、重婚案”“‘10.18’特大电信诈骗案”“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的依法审理，凝聚起强大的司法力量和司法智慧，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让人民群众体会到稳稳的幸福。

点滴小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航行道路上的微微星光，是推动“中国号”巨轮巍巍前行的不竭动力。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群众才能有信心、有遵循、有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司法要及时有力地介入社会热点、痛点、难点，让法治与人心同频共振，共同唱响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春之赞歌。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朱琳

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

这是金融领域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小民之所以因贪腐而被处以极刑，判决书中四个醒目的“特别”给出了答案：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从2008至2018十年时间里，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是迄今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

赖小民不但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等多项依法从重情节，赖小民的绝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赖小民违背国家政策，参与一些明令禁止国有金融机构涉足的项目，最终导致一些巨额投资放债业务出现问题，资金难以收回，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法院认为，赖小民到案后，虽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赖小民的四个“特别”，使其具有的“重大立功表现”情节不足以从宽处罚。赖小民提起上诉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1年1月29日上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巨贪伏法、罚当其罪。

二、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

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双方协定，悍然越线挑衅。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几名官兵据理交涉，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攻击。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和战友们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英勇牺牲、以身殉国。

2021年2月，5位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首次被公开，“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他们张开双臂把胸膛迎向外军的一幕令无数国人感动落泪，烈士陈祥榕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引发了全社会的情感共鸣。

然而，2月19日上午，一个微博名为“辣笔小球”的博主先后发布了两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的爱国精神。“辣笔小球”这两条“辣眼睛”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引发公众强烈愤慨。

2月20日，网名“辣笔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对于此类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标志着我国在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的规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笔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设立后的全国首案。

2021年5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仇子明未提出上诉。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杨浩：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谓是群情激愤，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犯罪构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

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冒充客服退货退款、或冒充公检法人员威吓哄骗、一次“中奖”带来了一连串陷阱、甜言蜜语背后暗藏着凶险的“杀猪盘”，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屡打不绝。电诈“毒瘤”、民之公敌；铲除公害，民之所盼。

打防管控，以“打”为先，各级政法机关以法为剑，全链条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1年4月，“10·18”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一起作案手法隐蔽、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跨境诈骗犯罪。法院查明，2019年3月，主犯苏某某等人在菲律宾设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被告人朱某某、董某等100余人，利用交友软件推荐虚假赌博网站，诱骗1500余名被害人充值参赌，涉案金额共计1.04亿余元。2021年6月16日，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集中公开宣判，涉案的98名被告人分别因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判处五年以上刑期的35人，重刑率达40%，98名被告人被判处罚金共计2400余万元。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10.18”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审判长 徐翔：坚持刑事打击、经济打击双管齐下，用足、用尽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手段，形成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猛药去疴、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审判的从严从重、依法严惩，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司法为民、除“骗”务尽的立场与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这是一起让人不忍重提却又难以释怀的侵害未成年人凶案。广西钦州灵山县小学生杨晓燕，遇害时年仅10岁，人们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晓燕独自在家附近售卖百香果，正当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住了晓燕。

同村村民29岁的杨光毅，当看见晓燕独自一人在售卖百香果，顿时产生了邪念，将晓燕劫持到了附近的山上，晓燕大声呼救，杨光毅掐紧晓燕的脖子，导致女童当场昏迷，随后，杨光毅使用折叠刀、蛇皮袋等作案工具，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将10岁女童奸杀。

案发第二天，面对警方的询问，杨光毅拒不承认自己作案。案发两天后，杨光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钦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是杨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发公众热议，如果恶魔可以因为自首而被法律宽恕，那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杨家共有五个孩子，晓燕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因见义勇为离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亲打零工勉强支撑，丧女之痛与改判结果，让晓燕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委托律师向广西高院提起申诉。

被害女童的母亲：太无辜了，这世上有这样的公道吗？

正义不可缺席，罪刑终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杨光毅强奸一案调卷审查，经过近6个月的依法审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2020年12月15日，杨光毅一案在灵山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2020年12月28日，广西高院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虽有自首情节，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罗智勇：严厉惩处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一贯立场。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历来持零容忍的态度。

五、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药业货币资金造假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康美药业股票当天盘中触及跌停，之后连续三天跌停，市值腰斩，数万名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证监会立案调查显示：康美药业2016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25.8亿元；2017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99.4亿元；2018年半年报虚增货币资金361.9亿元。这是A股市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财务造假，造假数额之大、手段之恶，震惊市场。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严重伤害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发展。此前，对于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处以几十万的顶格罚款，如此恶劣的造假，违法成本却极低。

但公正不会一直缺席，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财务造假者自己终于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0年3月1日，我国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引入了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将依法启动集体诉讼，集体诉讼降低了维权成本，提高了违法成本，这起上市公司最大规模造假案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集体诉讼首案，涉案投资者人数超过5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小股民。如果胜诉，5.2万名原告将创下我国司法领域获赔人数之最，5.2万名原告的诉讼，将如何开庭审理呢？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院院长 李曙光：证券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条款，这一次增加了，就是要搞中国特色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那么只要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发起的话，它就是覆盖所有的中小投资者。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陈舒舒：因为我们这个集体诉讼是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方式来进行的，投资者他只要知道有这个集体诉讼在进行，一不花钱，二不花时间，三也不需要本人来亲身参与整个开庭宣判的过程。

2021年11月12日，随着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敲响，长达近三年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当庭宣判，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损失总金额约24.59亿元，赔偿金额之高创下了国内A股市场同类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当时70岁的宋某与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园内进行羽毛球三对三比赛，激烈较量当中，周某杀球进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举拍，防守未果，当场被羽毛球击中了右眼。

事发后，宋某三次去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右眼外伤性人工晶状体脱位，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5，接近失明，并支出医疗费7170.73元。对此，宋某认为周某明知道他年龄大、反应慢，眼睛曾受过伤，但仍然选择大力扣球，虽不存在故意，但存在重大过失，于是将周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2021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这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首次在庭审实践中应用，成了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当庭判决，驳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民法典实施一年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规范与行为准则，腹中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高空抛物受害者如何维权、见义勇为是否会被讹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了民法典“民”字当头，以民为本，正在成为“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

七、“人脸识别”第一案

“扫码”与“刷脸”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费1360元，购买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的双人卡，并确定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游览。同年10月，园方将指纹识别升级为“刷脸”入园，并要求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将无法入园。“刷脸”认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的事儿，但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野生动物世界无权采集，不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退卡。园方则认为，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是为了提高效率。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一纸诉状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原告 郭兵：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还感叹我说这家公司收集这个敏感个人信息越来越过分了，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侵犯我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我说所有的年卡用户包括一些可能要去办年卡的用户，他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2020年11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当事人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驳回了郭兵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判决结果，郭兵与野生动物世界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这起因为“刷脸”而“刷”出的诉讼，成为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人脸识别纠纷第一案”，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021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以及指纹识别信息；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韩圣超：法院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营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八、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020年4月1日是吴春红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从开始被羁押服刑到重获自由之身，已经过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两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伤，同村村民吴春红被认定为凶手。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从此，吴春红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诉的漫漫长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让公平正义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落地有声，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让一起起冤错案件相继依法得到纠正。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吴春红案，2020年2月24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宣告吴春红无罪。

吴春红：终于盼来了，判了无罪，当庭释放，我心里蛮激动。

沉冤昭雪，无罪归来，尽管无妄的牢狱之灾已经结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个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为了吴春红难以愈合的创伤。2020年6月，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并向吴春红赔礼道歉。

吴春红认为赔偿金额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复议书。在冤错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伤害来自精神损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现会为前路标注下鲜明的路标。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将原来的6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红：吴春红他由于刑事案件的错判执行，导致他遭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的痛苦，他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也影响到他的生产生活了，赔偿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对于司法解释将来的适用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九、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党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金粳818”水稻品种是由天津市水稻研究所研发的植物新品种，江苏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享有独占实施许可权。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通过微信群寻找潜在的交易者，收取会员费后提供“金粳818”种子交易信息，根据买家的需求安排送货。

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向法院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称其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一审法院认为，亲耕田公司为达成涉案种子交易提供帮助，构成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支持金地公司全部诉请。

亲耕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应认定亲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未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