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七分铁律
• 2、清代做官诀窍
• 3、当官的秘籍有哪些？

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七分铁律

一条元规则：

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即：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

八条潜规则：

1、不能去追求真理，也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2、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3、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是利益。

5、务必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去考虑做事。

6、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7、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二十条注意事项：

1、托人办事必须花钱。

2、办事不成必须退钱。

3、报喜得喜报忧得忧。

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5、捂不住了丢车保帅。

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7、领导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

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9、个人风头要少出。

10、好处不可以独吞。

11、遇棘手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12、对前任的事切忌不要去管。

13、少自作主张多向上级请示。

14、多开会多发通知多造声势少做实事。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怕慢就怕站，最怕队伍错站。

17、宁可用庸才，不可用人才。

18、吃喝不犯法，栽花少栽刺。

19、车子是身价，副职不擅权。

20、运动来了要重视，运动过了没屁事。

清代做官诀窍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这种诀窍，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从中可一窥清代官场特别是晚清官场的腐败程度。

政治学家、哲学史家林同济先生在《文化形态史观》中，曾列举了中国封建官场上流行的许多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宦术”在清代官场上可谓一应俱全。

林同济对“宦术”如此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虽然这是对整个古代官场“宦术”的概括，实则更为清代“宦术”之大略也。

下面着重盘点几种清代官场上最为流行的“宦术”。

【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显宦的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宦术”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多少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与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大有关系。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获得“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则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曹振镛不仅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考，华中堂的原型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宦术”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钳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报喜不报忧。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宦术”给吏治、世风带来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一位正直的无名氏作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

【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通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宦术”。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此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一个具体表现是，当王文韶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总是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晚清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

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见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

譬如翁同龢，他是个经历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

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先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向奕劻吹嘘自己“深通洋务”。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这种风气的浸染，由“方”变“圆”，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

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在位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所谓的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都在这张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唯上是从：英国人威妥玛的见闻】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极盛。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忘（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Yes”），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当官的秘籍有哪些？

至于官场的积习，是越来越崇尚虚伪的形式。奸弊所在，人们陷进去了也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对别人说。大家相互涂饰，聊以自保，蔚然成风，阿同骇异。今天如果要谈治术，则最重要的莫过于综核名实;如果要谈学术，则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拔为人忠诚、脚踏实地之士。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救治浮华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质朴，在长期玩忽、松懈之后,要振之以猛。下面几点就是在官场应酬中总结的几点经验：为官择人,不可为人择官做官的人不要有文人好说大话的脾气，或有一些过于谦虚的言行，这样容易开取宠幸，招致屈辱。银钱的用度、保举人的多少，都应受限制。朝令夕改更不可容忍，最重要的是用人时应当为能完成这个官位上的工作来选择人，不能为私人选择官。治心为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所谓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好利忘义惩罚不利。所以罚贪官而平民心，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得人为强国家之强，以得人才为强。所谓国家强大靠的就是人才济济。若得不到人才,则就像鸟雀羽毛未丰，也不能高飞。

敢于承担责任做事打仗在成败得失之间，本来是没有一定规律的。所以在打仗时，胜败没有常规，只看将领如何调度而已。做官者要敢于承担下属的责任。举例说太平天国期间进攻湖口时，越过九江而向下游进湖口的计策是石达开提出来的，事败之后,有人猛烈指责这个计策的缺陷，并且归罪于别人，这是不合乎事实的，上级必须出来明辩,以维护下属的利益。重视礼教之法万种风气都从朝廷内部开始，除了用礼法对待别人以外没有别的政治教化的方法，所以做官之人应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下面的人,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采纳贤见做官任用贤才是基本,而采纳贤见也很重要，自古忠臣皆以贤见而功见国家。曾国藩屯兵祁门时,李鸿章劝他速速转移到东流、建德，言辞情真意切，令人不忍心读下去。曾国藩回信说，如果有人读《出师表》而不被感动，那么他一定不忠;如果有人读《陈情表》而不被感动，那么他一定不孝;如果有人读你的信而不被感动，那么他一定不友善。后来，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贤见确实为真知灼见，为战争赢得了时机。机敏好学机敏好学是为官的基本素质。那些多闲逸时日的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也不会多。如果光悠闲飘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不可以利来约束下属从政不可以利来约束下属，下属得到了钱财就离开，于是就不再会想到忠于职守了。就像是饥的时候，找一个可依靠的人，饱的时候就飘然而去。所以，以义以德服人则下属自觉守职，而以利以名束人则不免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