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新变化？
• 2、拜登的政治主张
• 3、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上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哪些利好？
• 4、拜登还是特朗普？大选结果对经济影响几何？
• 5、马丁·沃尔夫：拜登上台后的“变”与“不变”

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新变化？

美国即将在2020年的11月开始总统大选，彼时呼声较高的拜登最近频频登上社交舞台。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上是否会有新的变化呢？其实从今天的美国对华的态度上来看，不管是谁任总统这一职位，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顶多是态度上不会那么激进，双方沟通会有缓和。

一、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有所缓和，其中美国对于中国的主要奉行政策我有两点，一则是交往与合作，另一则是防范和牵制。观察中美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之间在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领域是奉行交往和合作的，在国际关系和人权问题上是处于防范和牵制。而在2016年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当激进派的特朗普上台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中国视作主要竞争对手，强烈抨击中国各项内外政策。在行动上采取贸易战、限制双边交流、干涉中国内政等举措来“破坏”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政策改变

美国之所以将中国视作假想敌，源自于近些年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上有了更强大的话语权，影响到了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尤其是中美商业贸易之间的逆差不断增大，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加，这让美国企业界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自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政治称霸野心达到了顶峰，于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后果”的举措。

三、中美对话

拜登作为美国民主党的代表人物，他历来主张和中国进行对话合作，不进行对抗。白带认为中美之间的政策应该是尽早推动中国遵守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国际准则，其目的在于访中国异常侵犯美国与其同盟国的利益。拜登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相对中立，他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所以他在对华关系上主张与中国对话，认为积极沟通协调才是解决中美分歧的关键因素。如果拜登上台，他的态度应该不会像时任总统那样激进，中美之间的关系会处在一个良性的发展之中，作为竞争对手和利益的共同体，拜登应该会处理“表面”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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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政治主张

拜登将重构盟友关系。结束阿富汗和中东战争，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恢复美国在全球外交的地位；重塑美国军事力量，让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费用；与韩国日本建立国防合作，承诺提供军事装备。

抗疫方面，拜登将修正特朗普的防疫不当举措。例如，强制各州执行“口罩令”，加大疫情检测和追踪，为居民提供清晰防疫指南等。基建方面，拜登将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计划未来十年内投入1.3万亿美元。包括，交通运输、智慧城市、能源、水利、学校、网络等多领域投资。特朗普支持基建，但没有明确计划。

拜登当选后的美国经济有望加快恢复，但深层次社会问题难以解决。短期看，拜登上任后会加大防疫政策力度和支持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美国经济有望恢复。但美国政府体系的系统性缺陷、联邦政府与各州工作脱节、过度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等，均使政府防疫工作效果打折。

扩展资料

拜登当选后的世界局势或更稳定，但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不会变。拜登8月的演讲中提到，要建设一个“慷慨而强大、无私而谦逊”的美国。拜登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温和，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与“政治正确”。

此外，拜登支持自由贸易，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未来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同时，其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可能总体上缓解美国和全球贸易阻力，提振全球经济。

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上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哪些利好？

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上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哪些利好？拜登也是一个美国政客，他有自己的一些政治方面的见解，下面给大家具体的说明一下，朋友们可以参考：

一、拜登反对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希望回归到美国正常的制度：

拜登是美国民主党中比较稳定的一派，他的主张基本上维持着民主党的一贯经济为先的理念。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的温和路线，已经受到巨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美国的政治，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拜登希望抵制特朗普激进路线的方针，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可是实际上，在美国得到的x响应并不是很强烈。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美国搞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绪，甚至出现很多极端种族言论，这就煽动起美国很多极端的情绪，严重的影响着美国的言论走向。现在来看拜登，虽然有改变这些激烈政策的主张，可是他上台之后能不能做到是一个问题，不过总体来说，拜登上台起码可以减弱这类极端的政策和言论。

二、拜登积极推行奥巴马的医改政策，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拜登是一个积极推行奥巴马医改政策的人，他一直认为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会对未来美国的整体医疗建设，起到一个很好的发展作用。所以拜登很可能上台之后，会加大改革力度，将特朗普叫停的奥巴马医改政策，全面的开始实施，这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应该比较有利。

三、拜登实行更温和的外交政策，希望减少矛盾：

拜登对于外交政策，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他认为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宽松的外交氛围，从而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这点来看拜登上台后会全面实施。

拜登还是特朗普？大选结果对经济影响几何？

编辑丨拾初

本年度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已经来临！

美国大选情况胶着。无论谁当选，不同情境下，经济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No.1

美国大选结果对经济的影响

1、拜登当选+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美股美元短空长多+低利率

与此大选结果相对应的政策组合大概率为“增税+大规模基建刺激+贸易战缓和+货币偏鹰派”，将与 历史 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主张较为一致，当前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宏观环境也与大萧条期间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在此背景下，从短期看，受增税、金融监管趋严和美股估值偏高影响，美股短期震荡走弱概率较大，美元指数短期亦承压；但中长期看，拜登推行的大规模基建刺激、对富人增税和缓解贸易争端等举措，有利于减小美国贫富差异、大幅提振经济，对美股和美元指数均将形成强有力支撑。美债方面，疫情再度加剧，导致美国经济恢复偏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发声表示将维持零利率至2022年，美国低利率环境料将延续。

2、拜登当选+参众两院分属不同党派：美股偏弱+弱美元+低利率

此大选结果下，美国面临的政策组合是“增税不确定+基建刺激不确定+贸易战缓和+货币偏鹰派”。上述情境下，拜登政府财政政策执行阻力和不确定性较大，对总需求的刺激力度料偏弱，或低于市场一致预期，整体上不利于风险资产价格上涨。预计美股短期出现调整的概率偏大，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也大概率维持低位。

3、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横扫参众两院：美股短多长空+弱美元+低利率

此大选结果对应的政策组合是“减税+温和基建刺激+贸易摩擦加剧+货币偏鸽派”，此组合是美国较为常见的财政扩张方案，但发起贸易战为特朗普政府独树一帜的地方。该政策组合下，从短期看，减税和基建刺激有利于改善企业利润，叠加特朗普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主张，美股有望迎来盈利与估值的戴维斯双击，延续上涨态势；但中长期看，特朗普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组合会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或难以为继，且贸易摩擦加剧、贫富分化加大不利于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美股长期或偏空。其他资产方面，美债利率大概率维持低位，受贸易冲突加剧、特朗普政府疫情防控不力影响，美元指数或整体延续弱势格局。

4、特朗普当选+参众两院分属不同党派：美股震荡走弱+弱美元+低利率

这种情景相当于美国维持现有的政治生态体系，政策组合为“减税不确定+基建刺激不确定+贸易摩擦加剧+货币偏鸽派”。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落地难度较大，美国经济修复速度偏慢，叠加贸易摩擦加剧影响，美股等风险资产震荡走弱概率较大，同期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延续回落态势。

No.2

大选后第二天决议，美联储会干啥？

在过去十年，美联储一直以购买长期债券以降低长端利率并刺激长期经济复苏的方针为指导，人们认为这会促使投资者进入股票和公司债等高风险资产，并鼓励商业投资和消费支出。该方针还认为，持有短期债券几乎没有刺激作用。

目前，美联储每月购买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和400亿美元抵押支持证券，这比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QE3的850亿美元要多。

但美联储目前与QE3的最大区别在于购买证券的期限。当前美联储正在大量购买比例相当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而QE3则侧重于长期证券。

道明证券的数据显示，自3月以来，美联储购买债券的加权平均期限仅为6年，而QE3为12年。

即使美联储在购买国债的期限结构上有微小的变动，也足以阻止未来长期收益率的上升，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值得的，毕竟美联储在9月的预测显示，至少三年内无法实现其通胀和就业目标。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财政部发行大量债务，并延长它们的发行期限，为长期债务的供需不平衡创造了条件。

而在几年前，利率市场的环境则大为不同。在2011年，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3.7％。随着美联储开始采取措施降低长期利率，在当时的未来两年中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从5％降至3.5％。

并且，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James Sweeney也表示，目前的收益率已经很低了，且并未干扰复苏。达拉斯联储主席Robert Kaplan在10月2日表示，相比于经济复苏，他更担心过量的资产购买会干扰市场。

目前，美联储多数官员达成一致的是，当前经济更需要的是增加联邦支出，以改善公共卫生措施，并弥补经济封锁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因此，财政政策比改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更为急迫。

马丁·沃尔夫：拜登上台后的“变”与“不变”

“ 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 。”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说道。

他表示，新冠疫情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 但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而只是此前既有趋势的加速剂 ——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早已放缓。

他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各国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二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特别地， 在贸易协商方面，超级大国需要就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这四个主要领域重启谈判 。“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马丁·沃尔夫表示。

谈及美国大选及其影响，马丁·沃尔夫称“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 科技 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他强调。

以下为马丁·沃尔夫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全文 。

中文实录

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几个问题是：世界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新冠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将会如何演变、应该如何演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美国大选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谈谈基本观点——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自二战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超级大国——它们在所有领域都堪称超级大国，且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彼此之间也深度融合。

这种关系与冷战有着根本不同 。冷战时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苏联在经济上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冷战实质上是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这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情况与后冷战时代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从所有重要的领域来看，当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像是一战前。工业革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当下的格局，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但是，在一战前，世界上至少有五六个强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而且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强国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20世纪初，中国还未能入列全球强国。

所以当前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 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对于调节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奏效。

这些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国关系最发达的领域——经济与贸易。

这种机制失能有五个根本原因：

第一 ，国际规则与机制的结构不完整，在贸易、技术和投资领域有着重要缺陷。

第二 ，目前的国际规则对超级大国行为构成的约束力非常薄弱，这是一个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三 ，目前的国际规则无法迅速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国了，但我们却未能及时应对这种变化、相应调整国际规则与大国关系。

第四 ，目前的国际规则从根本上深刻依赖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信任，这是支撑其运作的根本。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威与权力永远是支撑国际秩序的根本。

第五 ，恰恰是在我们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规则体系时，这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就是因为这种信任的瓦解，国际规则体系才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是如何演变的？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比起以前，此次经济衰退对更多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 与以往危机相比，今年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陷入衰退，经济大幅下滑。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幸免。

预计中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也不会增长太多。我此前也提到，疫情将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其冲击太强，会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总体来看，目前的形势正在印证这一判断。

但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新冠疫情发生的背景——疫情来袭时，我们其实已经面对着诸多挑战。上一场金融危机仅仅过去了12年。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最大两次震荡，都发生在这短短的12年间。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普遍未能恢复危机前的增长率，所以比起我们13、14年前设想的情况，我们目前实际上要穷得多。 同时，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大多数人收入增长非常不理想，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事实上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广泛存在，在美国尤为突出。

金融危机加上长期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的当选）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也成为了全球化进程包括贸易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经历了大幅放缓，再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活跃程度。

此外，我们要清楚，最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入世，而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因此， 早在金融危机之前——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就已经开始放缓了 。新冠疫情是全球经济经历的又一负面冲击。

第三个问题：新冠疫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趋势的加速剂。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种变化。

疫情凸显了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西方 社会 的不平等——疫情对欠缺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年轻人、带孩子的母亲和少数族裔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加剧了 社会 的不平等。

疫情也凸显了各国之间的深刻的不平等，特别是享有政策空间的国家和缺乏政策空间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疫情极大地加速了 科技 的运用，让国际经济更迅速地适应、转向更加“虚拟”的当下与未来；疫情也加速了大国关系的破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各国就疫情问题相互推诿责任。

以上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想强调， 我们目前还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疫情的走向还是经济的发展 。这可能涉及到我们经历的这些震荡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第四个问题：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会如何演变？

我们需要对“基本的共同利益”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

第一，为了捍卫“繁荣”这一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

第二，各国需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 ，才能维护和平与繁荣。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需要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在贸易领域，超级大国需要在两个方面发力——

第一，它们需要在国内政策的自由度上达成更多的统一和一致， 主要包括技术空间（technology space）、调整过程（adjustment process）、暂时性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措施以及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四个领域的国内政策。各国应享有怎样的国内政策空间？应共同遵守怎样的规则？

第二，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领域的关系，需要在哪些重要国际规则上重启协商？这是超级大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与近年来的发展，相关协商必然涉及到中国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贸易协商涉及四个主要领域：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我认为这些领域的规则都需要重新谈判。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

我认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 历史 表明，大国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要比在双边框架下容易得多，因为在双边框架下达成的协议中，总有一方会认为自己做出了“有失颜面的”（humiliating）妥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做出这种让步。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当然，我对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特别乐观，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第五个问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认为区域主义必定会不断增长，而且这会导致几个大问题。

全球性的大国有着全球性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和冲突。全球性大国没有纯粹的区域性利益，所以区域主义对它们来说永远不够。

当然，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来管理区域关系，这恰恰就是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否则，区域主义就会演变成围绕特定范围利益的战争，而区域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界定不清的情况。这也是美国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的原因。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大选及其影响。

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改变一切，同时，什么都无法改变（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 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 科技 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英文实录

It’s a tremendous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high-level discussion. I’m going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at we were ask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ession in the Bund Summit, which I thought were very relevant.

They are very broad. So, I’ll deal with this in a broader, more strategic way than quite a few of the comments so far have done. I’m assuming we’ve already had some wonderful,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rade rel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politics associated with that. I’m going to try and present my overview of where we are. I’m going to make one statement and then address five questions.

My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e situation we are in globally is essentially unprecedented. T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I’m going to address are: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got to where it is now?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How will or should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And finally,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The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we have in the world two rival superpowers. They are superpowers on all domains. They are also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when the US and the West more broadly were completely econom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So that was essentially just a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is is als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ost-Cold War era when the US was the dominant power essentially in all important respects.

Today looks a bit like the pre-World-War-I situation. Nothing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uld have been like this, because that wasn’t really a global economy. But in that pre-World War situation, there were at least five great powers all integrated to some degre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t that stage no one power was dominant. They were the UK, the US, Germany, France,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world power syste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the world we are in now is really different. In this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created in the post-second-world-war era, largely under the US aegis, do not work very well for relations between superpowers.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in and mana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ic sphere where those relations were most developed, namely, trade. This inability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uperpowers is so for five fundamental reasons.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s incomplete. It has very important lacunae in trade,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Second, the disciplin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ive on the behavior of superpowers is inherently and inevitably very weak.

Third, the rules cannot adjust quickly enough to profound changes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China of today is simply not the China of 2001. But we can’t adjust the rules and relations quickly enough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Fourth, they depend profoundly and fundamentally on trust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that ultimately underpin them. It is always the legal authority and the power of sovereign states that underpins the global order.

Fifth, such trust inevitably collapses exactly when one most needs a global system of rules that people believe in. It is the breakdown of trust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is to work. So that’s the first issue I wanted to address – the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e are in and the implications it ha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evolved in the longer term and where does COVID-19 fit in?

COVID-19 is obviously an enormous economic shock. It has created the biggest global recession since the 1930s, a very brutal, sharp shock, and that recession seems to have affected more countries than ever before. This year more countries will be in recession or have big economic declines than probably ever before. That is to say everybody has been affected.

China looks like being the only large economy to grow this year, and it won’t be by very much. We risk suffering, as I argued in my column this week, from what I call a long economic COVID, that is a long economic legacy of the disease, because the shock is so big that it is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mage globally and domestically. This looks increasingly plausible.

But it is also vital to remember the background. COVID-19 came at us in a rather unfortunate context. We had a huge financial crisis only 12 years ago, so we’ve had the two biggest shocks to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1930s within just 12 years.

In the western world particularly, we have failed to recover pre-financial-crisis growth rates, and that’s pretty well universal, so we are much poorer than we thought we would be 13 or 14 years ago. That shock also followed a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weak income growth for most people in many of our economies - in fact, in all the western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US.The crisis then combined with that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has had a marked populist legacy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of which Donald Trump is one key symptom.

The crisis also proved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rade, with a marked slowdown 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gain, it has never been as buoyant as it was before that crisis.

Finally,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last really big significant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was China’s WTO accession, which is now nearly 20 years ago. So, the liberalization thrust died long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long, long before COVID-19. This is another shock on top of many previous shocks.

The thir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The way I think of it is that it is an accelerator of these prior trends. It is not so much something new. It’s mainly accelerating various prior changes. It has underlined deep inequalities particularly within western societies with a very unequal impact on the unskilled, the you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and minorities.

It has underlined global inequalities betwee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olicy space and those without. It ha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adoption, shifting the world economy more rapidly into our more “virtual” present and future. It has accelerated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a post-pandemic “blame gam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 of this breakdown.

While these things are reasonably clear it has to be stressed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 that remains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economy. I’m guessing these are th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of some of the shock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fourth question is: how might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s. I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 as peace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includes successful sha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lobal commons, notably the climate challenge.

My second key point i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ach minimum agreements on how to manage those challenge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o preserve prosperity. To do that, it would certainly, we know that from past experience, take disciplined and rules-governed cooperation.

In trade, the superpowers have to move on two fronts.

First, greater convergence and agreement on what freedom they need to have on domestic policy - the technology spac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issues, and the industrial policy issues. What freedoms do they need to have and what rules must they share?

Second, they need to consider re-negotiating crucial global rules governing these relations, which all have to include the question of what obligations China now has given its enormous scale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main areas for negotiation in the trade agenda area: industrial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nness to trade, and openness to investment. My view is these are all going to need to be renegotiated, but ideally in a global setting, not in a purely bilateral context as has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GATT/WTO shows that it is far easier for great powers to reach agreements in that multilateral setting than it is in a purely bilateral setting. Because concessions made in a bilateral setting are always seen as humiliating, and countries won’t make concessions that they see as humiliating.

So, the agenda is pretty clear and the way to do it is pretty clear. Obviously, I’m not terribly optimistic that it can be achieved, but I think it’s what we have to do.

The fifth question is: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Regionalism is bound to increase, but it creates several huge problems. Global powers have global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overlap and often conflict. There are no purely regional interests for global powers. So, regionalism is never enough for them. And there have to b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at the WTO is for. Otherwise, regionalism turns into a war over spheres of interest, with inevitably unclear boundaries. This is why Cordell Hull promoted non-discrimina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My view is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because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seek to revitalize alliances, re-engage on core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and embrace science. It will change nothing because the US remains a deeply pided country and power, one that is far more defensive and protectionist than in the past. Above all, it will remain far more suspicious of China’s rising power, technological ambitions,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To conclude, the challenge ahead of us is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management of global relations within, if at all possible, a multilateral context, and without a total breakdown.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impossible, but management is possible and essent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