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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的十大商帮是那十个.谢谢!
• 2、十大商帮之江右商帮 为何能称雄一时？
• 3、中国十大商帮，分别是哪些？具体区别在哪里？

中国的十大商帮是那十个.谢谢!

(明清以来,中国近代十大商帮是指山西商帮(或称晋商)、徽州商帮（或称徽商）、陕西商帮(又称西商)、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江西)商帮、龙游商帮。)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十大商帮之江右商帮 为何能称雄一时？

明清时期，活跃在我国大江南北的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尽管关于“十大商帮”的说法学术界尚有争论，因为事实上在一些地区还存在其他也很有活力的商业团体和商业行为，但这十个商帮确实在我国商业历史上占据了非常地位。

江右商帮所到之处都会修建万寿宫，以致万寿宫成了商帮的标志。图为南昌万寿宫。

今天，我们就说说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

历史上的“江右商帮”实际上就是赣商。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右商帮”因此而得名。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长达900多年历史，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瓷商、茶商、粮商、布商、药商、盐商，是我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

兴于唐宋达于明清

江西商人的经营行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

在白居易的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中，歌女控诉她的富商丈夫“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中的浮梁就在江西东北部。浮梁盛产一瓷二茶，今天举世闻名的景德镇过去就隶属于浮梁县。在唐朝时，浮梁就已是茶叶集散地了。除了白居易的诗，敦煌遗书之《茶酒论》留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美名，亦可佐证。

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中也记载了浮梁之民往来于江浙湖广等地的经商行为：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说明当时的浮梁不仅生产茶叶和瓷器，造纸、纺织等行业也很发达。

不止浮梁，江西的其他地方在唐宋也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的叔叔曾叔卿，就曾经多次前往饶州景德镇购买瓷器，销往淮北地区。

过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赶上了繁荣的盛唐和商业发达的有宋一朝算是天时，那么，江西四通八达的水路给江西商人的兴起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地利因素。唐代以来，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枢的水陆交通网。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可到吉州，再到虔州，而从赣江入其支流袁水可到袁州（今宜春）；入支流锦江可到筠州（今高安）；入抚河可到抚州；入信江沿江而上可到信州（今上饶）；入饶河可到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唐末五代，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由水运和陆运连接而成，从江西的运输中心——鄱阳湖到各周边地区均有便利的交通线。

不过，江右商人真正兴起并且闻名全国主要还是在明清时期。明人徐世溥在其著作中专门谈到，当时江西人的经商范围就已经达到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十多个省区。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商帮不同，江右商人的“遍地开花”多多少少有些被动的成分。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江西人口向湖广等地区大规模流动，被称为“江西填湖广”。有资料推测认为，元末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到湖南全部人口的26.2%；在湖北地区，元末明初有移民近百万，江西籍移民占了70万左右。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的因素，而朝廷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负贩遍天下”的商贩，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难怪明清时期湖广一带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其他商帮一样，以诚为本也是江右商人的经营之道。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随后的几百年里，江右商人的脚步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

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乃至京师等地也很活跃，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比如，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赣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农业和工业经济繁荣

江右商人经商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江西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做后盾。早在唐宋时期，江西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为工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尤其在制瓷业、矿业以及纺织、木材、造纸、制茶等行业，更是值得称道。

首先，采制茶叶是江西农业生产中的最主要的项目。据《宋史·食货志》所载，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产茶州军共为三十七州六军，江南为十州五军，占第一。江南的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省范围的是江、饶、信、洪、抚、筠、袁七州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十处，占三分之二。江西各地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州县，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雄居全国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制瓷业是江西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仅仅景德镇就有瓷窑300多座。当时，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有了很大的飞跃，从而使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品类，受到外商的普遍追捧。

此外，江西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和抚州等地的金矿，南丰、德兴、饶州、铅山、弋阳、贵溪、赣县、于都、瑞金和大庾等地的银矿，铅山、德兴、弋阳、大庾、南康、瑞金和吉安等地的铜矿，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铅山、弋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和德化等地的铁矿，宁都、会昌、南康、大庾、上犹和南康等地的锡矿，铅山、大庾和宁都等地的铅矿，等等。

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铜铁钱造铸业也很发达。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江西人张甲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这是有关冶炼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

江西的纺织工业也值得称道，尤其是在丝织、麻织方面表现明显。由麻织成的布在各地都有产出，如江州的葛布、洪州的葛布、袁州的白苎布与葛布、抚州的葛布、吉州的葛布与白苎布、赣州的白苎布、南安军的苎布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行业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经营模式——包买商。宋代，宋代抚州有个布商叫陈泰，每年年初，他都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帮助陈泰放钱敛布。这种方式，可为现代农业借鉴。

由于江西林木茂盛，能够提供优质材料，从而使造船业成为江西重要的产业。而且，赣江、鄱阳湖等极为通达的水运，也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唐朝时期，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就已经成为中国造船中心。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

为了满足漕运的需要，宋在洪、吉、虔、江等州设置造船场。北宋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造船场三州造船数达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江西造船业在宋代极度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当时，江西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了，并首先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地方造船场所造的船只，“江西制造”的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于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全球航海史的新时代，推动宋代经济、商业、对外贸易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顶峰。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都虞候马定远主持在江西制造了100艘马船，均配备了可以拆卸的轮桨，平时可作渡船使用，遇上战事又可摇身一变成为战船，被称为“马船”。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发达。

根据《江西通史》记载：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利用多面风；大船上均设有小船，遇紧急情况可用于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及探水设备??这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远洋航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由盛而衰的内外因素

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江右商人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信义至上”“利从义生”的观点，以信用走天下，成为古代商帮中信义卓著的群体。意大利商人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就多次提到江右商人将信用的事例。如万安县商人严致祥就有这样的家训：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只，宜勉为之。

在经营过程中，江右商人大都能以诚待人，注重信誉，因此一些江右商人成了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比如东乡县商人陈登瀛，“商于楚北之汉口，以笃实称。??自滇黔岭南以达吴城，无不设有巨肆，行旅辐辏，信贷来往，皆主登瀛。时郡人聚汉镇滇黔物者恒百十人，亦群事登瀛”，俨然成为当地商业领袖人物。

明代以来，随着江右商人大量外迁，各地的商帮组织也逐步发展繁荣，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诸多万寿宫。万寿宫里供奉的是“普天福主”许逊，也称作“许真君”，东晋人，生前为治理赣江水患做出过重要贡献。传说他在南昌西山得道成仙，从而成为道教的重要流派——净明派的始祖。他主张“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的精神，成为江西商人崇尚的信仰，从而发展成为重视信义的商业美德。

许逊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赐名并亲笔提“玉隆万寿宫”。历经许多朝代，宫中香火不断。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经营瓷器、茶叶、大米、木材和丝绸的赣籍商人行走全国，并在全国其他地方都修建了万寿宫，往往有江西人聚住的地方，就有万寿宫。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江西会馆的代名词，即是旅居在外的江西人集会宴请祭祀的场所，也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和赞助之处。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约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

江右商帮由于人数众多、业务范围广、渗透力强，对从唐宋到明清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在湖广一带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云贵川等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才逐渐没落。

对于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学术界莫衷一是，但总体上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环境使然。鸦片战争使清政府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国内的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海地区得益于开放带来的直接影响，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而赣江作为内河的“黄金水道”地位迅速没落。另外，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特别是“五口通商”之后，水运变陆运、河运变海运，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及苏皖山东，江西几乎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交通的闭塞和经济的没落使江西在接受新思想和新的经济模式方面更加保守，于是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会，最终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地位。

如果上面的原因是外因的话，内因也是存在的。江右商帮虽然总体规模很大，但都是由小商小贾组成，没有带着“红顶子”的官商领袖来保护，缺乏强势地位，容易成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压榨的对象，一系列的“禁市”“官办”“入股”“逼捐”“摊派”“征税”等手段使江右商人遭受经常性损失，很难有更大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在地方官员、家族乡里及个人道德观念的压力下，江右商人动辄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建祠堂、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捐粮助赈等，这固然有助于江西地区人文环境的构筑，但也影响了其经营和再生产的投入。

另外，江右商人的兴起与繁荣都是以移民浪潮为载体的，这些背井离乡的商人在当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娶妻生子，逐渐被同化，反而成为当地商帮的一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江右商帮的没落。（蒋烨）

中国十大商帮，分别是哪些？具体区别在哪里？

中国十大商帮具体是广东粤商（分潮商、广商）、山西晋商、徽州（古徽州府商人，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广商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商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陕商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在康定一带做“茶马盐”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赣商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